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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端在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 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凌晨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力、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于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 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四十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十七只；另外二十七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四十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过去碰到分歧就会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现在却都有了通融交汇的可能。这情形有如1999年流行起来的一首新歌：《好好过日子》。歌词是车行写的；每当单汝平唱起来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和她一起唱。伴随我们国家走过五十年的三代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东西： 有句话；爷爷告诉爸爸；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姥姥告诉妈妈；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妈妈告诉我呀；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好好过日子。常吵架的人；想想这句话。 不勤俭的人；听听这句话。爱生活的人；珍惜这句话。好好过日子吧！ 往日惊天动地的那些大事；现在全都淡了；往日不足挂齿的那些小事；现在却登上大雅之堂。有个调查机构想要看看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关心什么；就搞了个民意测验；报纸无保留地公布结果：普通城里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住房制度改革”。此外还有；物价会不会上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一次轮到我下岗了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看病还能不能报销？上海这座城市正在为一种叫做“上海风采”的彩票着迷；因为每周抽奖都有可能造就几位百万富翁。北京市民却在追逐“三峡债券”；因为此种债券的利率较银行储蓄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排队抢购之势蔚为壮观。在广州；“广国投”破产；香港股市也无振作之象；年轻人对投资失去了热情；转而讨论大学校园里面该不该卖“安全套”。至少六成的年轻人认为爱与性无法分开；百分之十八的大学生正在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行。暨南大学一位专门管理学生的官员说：“安全套真的很重要”；因为就连最严肃的女学生也在提出“亲嘴会不会怀孕”之类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谈论“千年虫”问题、“亚健康”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乔丹退役问题、腐败问题、城市交通问题……3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酒吧、咖啡馆和歌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年轻夫妇全都忙着做爱；以便生个“世纪婴儿”。中年人开始打听一种出自美国被译作“伟哥”的壮阳药；老年人到处寻找保健药品争取长命百岁。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私情究竟是厚颜无耻还是更富人情。汽车的“三点式安全带”被公认为一百年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挽救了至少一百万人的生命。上海市民最欢迎的报纸《新民晚报》报道说：它的发明者尼尔斯·柏林；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师。那些因使用安全带而逢凶化吉的人常常给他打来电话；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对他表示无限感激；其中有些人还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生还俱乐部”。1999年尼尔斯·柏林生日那天；他们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他祝贺；这让柏林在心中感觉到“一股暖流”；他说他“真正感到为人类做了些什么”。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3）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4）
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扮演强硬角色；把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晾在一边；这是代表克林顿政府的；但是她很快发现；冷落了中国人也就是冷落了他们自己。中国人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她就成了克林顿的“替罪羊”。国会议员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那些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还在指责白宫对北京过于软弱；现在却又不约而同地说它没有弹性；连这么好的协议都不知道拿下来；还说此举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估量；但必是非常严重。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看到中国人一下子做出那么多让步；以为大功告成；全都惊喜万分；忽然听说白宫还是不肯签约；都说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打开大门；把巴尔舍夫斯基叫来向他们报告谈判情况。巴尔舍夫斯基早知情势不妙；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就听见参议员查菲说：“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巴尔舍夫斯基代人受过；有苦难言；赶紧叫他们放心；说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可是批评还是像暴雨一样朝她倾泻。有人说白宫已经失去一次有利可图的机会；有人说白宫正在逼中国人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参众两院从来都是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老实说；克林顿这一次接受强硬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那些议员满意；可是现在这些议员好像比中国人还要愤怒。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斯基；索性把克林顿的决定说成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确实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尖刻地说：“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斯的话倒是比较委婉；只是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工业化国家已不分上下”。这分明是告诉白宫；不能指望从那份协议上占到更多便宜了；你要有本事；就走进他们的市场中去好了。 大公司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啊。那个星期；代表大公司的“商业圆桌会”搞了一次调查；抽到六百个美国人；其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赞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反对。道理很明显；他们让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才会让他们进入中国。这让白宫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利益；于是他们决定把那些公司的驻华代表请来；听听他们说什么。 4月12日；会议很仓促地召开了；一开始就气氛紧张；语调高亢；好像吵架。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也来了。二十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已经知道中美谈判的内幕；也知道这两人立场不同。他们全都把热脸朝着巴尔舍夫斯基；而对斯珀林冷眼相向。“你们；白宫”；工商会会长卡普指着斯珀林；尖刻地说；“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以亿美元计的交易协议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斯珀林连连要求大家冷静；安慰那些愤怒的商人；说总统很想签约；只是等待恰当时机；还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卡普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们不一样！” 对克林顿来说；这情形真是难以想象；他百般刁难中国；不料弄巧成拙。有消息说；克林顿几乎在朱基的飞机引擎刚刚发动时就后悔了。有个一向看不起总统的记者；现在有了新证据；操起刻薄的笔写了下面这句话：“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总统的无耻；后者证明总统的无能。”这是东拉西扯之谈。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克林顿开始不安；至少已经担心中国会收回那些“让步”；也许还在心里说；当初听了戴利和斯珀林那些人的话是个错误。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看到总统满脸懊丧的样子；赶紧说；给中国总理打电话；他还没有离开你的国家呢。 克林顿于是命令白宫总机给他寻找朱基；结果在纽约沃道夫酒店的一个套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