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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人、技术人员和军人；都确信五角大楼的消息准确无误。美国政府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其实所谓“确凿证据”；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五角大楼的情报说；“银河号”从大连港出发；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就与事实全不相符。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情节；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回是天赐良机；一定要让中国人难堪。 “银河号”却还蒙在鼓里；一往无前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8月的第一天；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六一号”。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五十四岁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周围 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 除了中国；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银河号”的“劣迹”；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却一无所知。3日上午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六一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直到傍晚；他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十一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现在；“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六一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九七五号”和“九九六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就像是警察抓住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北京刚一开始有点懵。自从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大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不再像80年代那样从容；摩擦就没完没了。不过；导致两国如此尖锐交涉的突发事件；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本来缺少经验；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嘴上强烈抗议；心里有点发虚。二十四个小时以后；中国外交部才做出回应；告诉美国人他们已经全面调查；“银河号”上根本没有那两种东西。美国人当然不信；决心登船检查。中国人同意检查；但却拒绝美国人登船。他们答应把船开进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可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他们参与的检查全都不能算数。这种要求在中国人看来；乃是一种蓄意侮辱。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4）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5）
90年代中国的历史自有其饶有趣味之处；轰轰烈烈的事情常常不能持久；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银河号”事件当日闹得纷纷扬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既然历史在过去十几个月里发展得很快；那么自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掉转方向。毛泽东当年对年轻人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引起几十万人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可是现在；关心大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离我们太远了”；一个大学生这样说。“就让政治家们去关心吧。”年轻人嘲笑年长者的忧国忧民；开始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悄悄地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当时也有人把这叫做“物质第一主义”。有个调查机构在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到处寻找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人；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他们在想什么？结论是：自我观念浓厚；对自己比对国家社会更关心；对生活更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开放。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认为是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百分之四十三的人最关心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时候城里的青年；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没有今日青年那么大的消费欲望；没有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的计划；只不过把一半钱用在饮食和衣服上；另外一半钱用来买进口电器和进口香水。有二十五万人吸毒；有几百个人沾上了艾滋病病毒；这是官方宣布的；实际人数更多。不过；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和前辈的最大不同在于娱乐和享受。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摇滚演奏；生意都极好。门票价钱比三年前涨了一倍；五十元一张；周末还要增加。全世界的声色场所在星期三都是清淡的；只有中国热闹非凡。还有流行歌曲演唱会；那一年歌迷们追捧的是香港“四大天王”；爱看电视的人津津乐道《戏说乾隆》；从春天谈论到盛夏。 不过；在西北古城西安；有几天；人们不看电视了；都跑到城东去看“神火”。那是8月15日深夜；大新巷与龙渠堡交汇处的一株老树忽然起火。这是唐代古槐；直径两米；空心。根据后来警察的调查；火从它的腹腔中燃烧起来；原因不明；也许是有人将尚未燃尽的炉灰倒进树腔；或者是顽童的胡闹；或者是地下水道内长期聚集的沼气忽然焚烧；还有人说是目前尚难解释的物体自燃现象。不管是什么；火势很快就被消防队员扑灭。可是消息迅速为周围百姓得知。他们说“神树”起火；是“火龙”降世；普渡众生。次日凌晨；几位老者来到树前；火势已尽；只有青烟缕缕。老人焚香祈祷；跪拜如仪；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加入了跪拜者的行列；日复一日；渐渐增至数百人。事情终于惊动了当地党的领导、官员和警察来到现场；劝说大家回家；可是无人理睬。等到第十天；周围百米之内已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依次上前；环抱老树；口中念念有词；左手捧着黄纸；右手摸着树皮；将树干上褐色颗粒粘在手上；期待神祉降福。又有一座祭坛在古树东侧搭建起来；五米长；两米宽；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四周一片信徒。三跪九叩之后；将燃烧的香烛插于坛中灰烬；伸展双手在空中挥舞；说是能够取到“神药”。根据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政府再三劝阻无效；只好动粗；取缔无证摊贩；清扫现场垃圾；又沿老树砌起两米多高的环形护墙；禁止闲人接近；“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火龙’在8月25日彻底熄灭了。”这个夏天；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上的商业部；把牌子摘下来了。差不多同时被摘牌的国务院部委有七个；物资部、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轻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以及东长安街上的纺织工业部。不过；又成立了五个：国内贸易部、电力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务院的计划是“裁减两百万干部”；还说机构改革就是“拆庙送神”。这是几个月前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要求填写志愿表；如同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有三个志愿。原来以为这些人是要“下海”的；就像一年来很多人做的那样。可是结果正相反：“多数人都把留在机关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年轻干部说：“最起码等分到一套房子后再作其他考虑。”一个记者说：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另一个记者说：“这反映了‘官本位’与‘钱本位’的碰撞。” 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这是在说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到农民家里来敛钱。这一年九亿农民平均每个人交给国家税金四十九元四角；比80年代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更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味道的词。河北省委农工部承认政府正在“乱收费”；还开列具体项目如下：发一把变压器防盗锁；四十四元；拖拉机车检换本；三十元；农民结婚登记；二百二十七元；一个汽车必备的三角牌；上面只印了一个惊叹号；也要四十元。所以樊海山委员的那个顺口溜就是从河北传出来的。但是河北农民还不是最不幸的。江西的“农民负担”有一百零四项。山西“农民负担”有二百二十八项；政府辩解说；里面有一百一十四项是合理合法的；却不肯说还有那么多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在辽宁办一个“渔业许可证”；公开的手续要几元钱；但是不给你办；只能“私了”；要交五千元到一万元。 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 “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大事和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之后；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人不停机”的。即便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他就只好批准属下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器。可是签订合同；还有制造、运输、进关、安装；都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中南海里；有人提议；趁着发行新币之机；把百元面值提高十倍；印出千元大钞。有一阵子；朱被说动了；可又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终于作罢。但是；钞票的发行速度———每天四亿一千七百万元；还是创了历史纪录。 1994年5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显然是在为中国担忧。那时候；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政府官员忧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让老百姓忧虑；让官员和百姓同样忧虑的事情当时并不多；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就是其中一件。 自从第三代领导人颁布他们的经济方针以来；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政府说到而没有做到的。国内经济已经连续二十四个月高速增长；这是大家当初的梦想；可是一旦梦想成真；却又发现原来并不全是灿烂阳光。物价问题已经成了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这回可不是信口传播谣言；就连邱晓华也承认物价“继续攀高”。三十六岁的邱晓华是国务院里头衔最多的官员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著名经济专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两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最重 要的；他是中外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的沙哑的、带着八闽乡音的“答记者问”；现在好像是专门为老百姓的愤怒提供证据的：1994年第一个月；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乡下农民开始抢购农用物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中央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党的领导人几乎无处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