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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2)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他对基辛格这样说;对几个日本人也这样说。邓小平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在中国人听来;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南巡;就要巡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漩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 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十六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十六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影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