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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静得像飘荡的烟雾。
闭校长喷了几声鼻子，大声说：
“今天中午，我私人请你们几个喝酒，都要醉！谁不醉，老子往他脖子里灌！”
六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安一如往常地守着那所学校，工资还是那么多，学生却少多了。六年级只有四个学生，全校学生共四十七人！其他村小的教师见到王安，不再叫他跛子，也不叫王老师或王校长，而是称王教授。转来转去只有四十七个人，不就等于带研究生吗？眼下，有的大学教授一次性带博士生也不止四十七人呢。这称呼比叫他跛子还“毒”，王安是教师，教师守不住学生，就是失职。而且他明显感觉到，这四十七个人中的一部分，还会中途从他手里溜走。他捧在手上的是水，随时可能从他粗大的指节间漏掉。像周汉这种早先出门打工的孩子，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不仅不花钱，还给家里挣钱。家长们已越来越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只是关心孩子的个头，只希望孩子的骨头长快些，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能够去派出所办理假身份证的理由。尽管镇派出所收钱就可以办，但也不能太出格，这是他们的原则——孩子的个头能够帮助他们维护那种原则。
王安的担心很快得到验证，一个学期没满，南山小学又走了五个学生。
那天王安把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平时他给学生讲话，都是站在平地，今天他却费不少力气爬上乒乓球台，在上面颠了几圈。他说：“还有没有要走的？要走现在就走！”这是心里话，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今天少几个，明天少几个，那是软刀子，他宁愿挨钢刀。但最终，那句话没把学生吓住，倒把他自己吓住了。要是真有那么两三个学生站出来，他将如何面对这一天？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太阳早早地升起，大地温暖，鲜花盛开。这一天是值得感恩的。可要是有两三个学生从他眼皮底下走掉，从此拦腰斩断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很快学会拼命，学会抽烟，学会喝酒，学会说粗话，他该怎样向天老爷交代？王安并不信某一个具体的神，可他的心直接与天老爷对话，他的所作所为，都受到天老爷的评判。
学生并没有走，带着几分怜悯地望着老师。正是这怜悯把王安刺痛了，他骂了起来：“娘的，我哪里是在教学生，我是在养猪！把你们养到这么长了，”他伸开双臂比划了一下，“就送你们出栏，让人屠宰！——这就是我的光荣！”
那一天，学生回家都对家长说：“王老师像喝酒喝醉了一样。”
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政策：所有教师都必须持教师上岗证才有资格走上讲台。这政策并不新，因为在城里早就实行了，然而对泽光镇这样山高皇帝远的中心校，尤其对村小，它却带来了不小的骚动。“教师资格证？我都教三十多年书了，我教的学生都当了爸爸，手脚快的都当了爷爷，有的升了中学，念了大学，现在都当处级干部了，我还没资格走上讲台？”这政策是山外来的，他们觉得山外是一个神奇而古怪的地方，那里是另一个太阳，那里经常出一些新招，都与他们的经验格格不入。
但不管怎样，他们懂得山外很大，山里很小，抱怨几声之后，就很听话地去参加了考试。他们一辈子都在教学生怎样答题，可轮到自己答题的时候，那些题目就不认他们是老师了。那些题目变成了山里的石头，叫不答应，摸着硌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过关。那些没过关的，也并没被取缔。把他们取缔了，整个泽光镇的教育就会得病，瘫痪病。听说现在毕业的大学生有六成找不到工作，但他们再怎么说也不会想到来泽光找工作，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泽光这个地方，就连那些从泽光考出去的大学生，眼里同样没有这个地方。他们宁愿在城里耗着，住地下室，吃得饥一顿饱一顿。南山顶上那个卖了多年瘟猪肉的桂屠户，生了个女儿简直称得上娇花嫩朵，师范大学毕业后，为了在省城一所中学谋个位子，还陪校长睡觉呢。这些事情在山里人听来，怪叫人心酸的，他们却干得兴兴头头。不过这样也好，这给那些考不过关的教师留了机会。上面说，你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好干，今年考不过，明年考，明年考不过，后年考。
这好像是安了他们的心，可别人安了他们的心，他们自己的心却安不下来。他们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想：“你在忙活啥呀，你还没资格当教师呢！”
在泽光镇，只有王安一个人没参加考试。他是代课教师，他连参加考试的资格也没有。
闭校长对王安说：“没关系，那些都只是形式。”
可没过多久，闭校长又带信让王安去见他。
这一次，王安走进校长室的时候，闭校长用他的紫砂壶泡了新茶，泡来不是自己喝，而是递给王安喝。王安很局促，说这咋成啊！整个泽光镇的教师，谁不知道闭校长的紫砂壶别人连碰也不能碰的。闭校长说：“你尝一口，看味道咋样？”王安双手捧着茶壶，还是不尝，可闭校长温和地催促他。闭校长站在他面前，庞大的身躯给王安一种热嘟嘟的威压。王安就吸了一口，嘴唇与壶嘴隔着一段距离，但一点水星子是碰到舌尖上了。“好喝！”他说。
闭校长笑笑，把壶接过去，随即变得严肃起来了。他说：“王安啦，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上次我就想跟你说的，但我忍住了。现在是再也拖不下去了，上面催问得紧。既然连民办教师都取缔了，怎么还能允许代课教师存在呢？这意思你听明白了吧？我把南山小学的情况和你本人的情况反复讲给他们听，但人家是按政策办事，政策是硬的，其余都是软的。鉴于南山小学没教师愿意去的现实，那里的书你照样教，只是……只是我们再不会管你的工资了。不管你工资你怎么办呢？当然不会白干，我昨天才跟镇领导谈妥了，你把书费收上来，自己留六成，上交四成。你看呢？”
王安现在被彻底地从教师队伍里排除了。他成了一个包工头。
闭校长问：“你还有多少学生？”
王安说三十九个。
闭校长毛算了一下，而今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八十元钱，这么算下来，王安每学期比拿工资的时候还多收入千多块。
“这我就放心了。”闭校长说。
王安回去没跟任何人透露这事，连母亲也没透露，可山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山外的世界那么陌生，但对山里的世界，老鼠洞里的秘密他们也是知道的，打听这样的秘密并不需要费什么力气，风也会告诉他们，石头的脸上也明明白白地刻着。王安的身份一下子就变了，他以前虽然是代课教师，但他领的是中心校发的钱，中心校的钱是镇政府给的。镇政府是什么呢，镇政府就是国家。王安领着国家的钱，也就是国家的人。山里人对国家的人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敬意——但现在王安不是国家的人了！王安自己把自己看成包工头，山民们更是这么看。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对包工头大都缺乏好感，打工者与包工头之间，存在着天然敌对的理由。家长与王安之间，而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理由。区别在于，那边是打工者去包工头手里讨钱，这边是王安去家长们手里讨钱。以往王安基本上能把钱讨到手，那是因为王安背后有政府，有国家，他们对政府和国家既尊重又畏惧。他们不是把钱交给王安的，而是交给政府和国家的。
现在情况变了！
王安干了一个学期，别说自己的六成，连上交的四成也没收全。
闭校长听到这消息，马着脸对王安说：“走，我带你去找镇领导。”
王安跟在闭校长屁股后面，朝镇政府走。闭校长那么胖，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王安需要拼足了力气，才能拖着步子赶上他。书记和镇长都不在，闭校长问他们到哪里去了，镇长办公室一个长得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书记和镇长都下乡去了。
这是谎话，自从减掉了农税，镇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就不再下乡了。他们以前下乡的唯一任务是催收农税提留，现在没农税提留可收，就等于没什么事干了。成天忙活的，不是去茶馆里打牌，就是去县城购房产、拉关系。
闭校长对小伙子说：“好的，好的。”闭校长在教师们面前那么强悍，可来到镇政府辉煌的大楼里，却显得那么卑微，对那个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话，也希望自己能够弯腰。腰太粗，弯不下去，他就把圆鼓鼓的膝盖屈了一下。
一同回到中心校，闭校长让王安把应该上交的四成书费拿走了。
“我给你想法填补上。”他说。
闭校长的声音很小。走出镇政府大楼，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表现出的卑躬屈膝。
南山小学继续开课，那个缺了一角的破铃铛，依然响起。它历经沧桑，成了真正的老人，声音越来越嘶哑了。它的疲态似乎不是因为老，而是缺了心气——眼下，它只能召唤二十四个学生了。这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态度明确：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让孩子把书读下去，他们说虽然小学生是打工，大学生也是打工，但打工与打工到底是不一样的。他们还同时表态，要交钱，大家都交，只要有一个人不交，就谁也不交。这话的潜台词几乎就等于：到头来，王安一分钱也收不到。
王安的母亲听到这话，凄哀地对儿子说：“娃娃，你是哪辈子作了孽，要去给那些不要天良的卖命哪。”王安看不清自己的前生，他回答不了母亲的话。母亲让他不要去学校了，王安没听，时间一到，依然一瘸一拐地朝学校走去，在那个孤零零的山坳里摇响铃铛。
他觉得，家长们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毕竟说来，我教了他们的孩子呀。
校舍却迅速遭了偷盗。首先遭殃的是两个乒乓球台，一夜过去，一个台子被摔成了几块，一个台子不翼而飞，下面的砖头，全都不见了。
王安把这当成了偶然的事件，他收书学费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跟好些人吵过架，他想一定是跟他吵架的人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可第二天，几扇木格窗被撬走了。第三天，有人从窗子翻进去，搬走了五套桌椅。这已经不是偶然，这是偷盗！
夜里，王安要去学校睡，弓腰驼背的母亲一直隐忍着。可这时候再也忍不下去了，她从灶膛里取出烧红了的铁火钳，横在儿子面前，决绝地呵斥：“你敢去，老子就烙在你腿上！老子的儿子反正是个残疾，再残一次还是个残疾！”
母亲的声音从被压迫的肺里传出来，有种撕裂的感觉，大得惊人。
她是想让全村人都听见。
村里没有谁答话，却把银珠吓哭了。她见奶奶要烙爸爸的腿，跑过去把爸爸的腿抱住了。
王安身子一软。
可就在那天夜里，学校丢了更多的桌椅，丢了一扇门，旗杆也丢掉了，在旗杆顶端飘扬的红旗，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