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很像一句拙劣的电影台词。子郎瞥了一眼那酒，不由得激灵打个冷战。酒色通红，分明是血。
雨晴将杯子碰过来，“砰——”地一声，很清脆。一饮而尽。子郎也饮尽。
推杯换盏，你来我往。子郎的头有点沉。仿佛听那雨晴说，相公，回房歇息吧。就进了内屋。内屋布置得很雅致，几幅山水，几幅书法，还有几盆花草，很有点文化味。点了蜡烛，关了门，掩了帐，帐内一片通红，像西天的如血残阳。
雨晴先褪了裤子，坐进被窝。然后将上身脱得溜光，鱼一样滑进被子。只露出一颗脑袋的雨晴闭着眼睛，仍然说着电影台词：如此良宵，就依了你吧。子郎遂也去衣钻进被窝。
接下来，子郎有点迷糊，好像还听到雨晴说了一句：你没有错，错的是我。
当两个小时后，子郎睁开眼睛，惊异地发现，他并未躺在什么宽大的床上，身下不过是一条窄窄的按摩床。四周也无什么字画，而是清一色形象怪异的时髦美女头像。旁边紧挨着的女人并不是雨晴，而是一个发廊女叫唐卉儿。这女人曾经被他抓获过，教育过，罚款过。现在，那卉儿还合着双眼，睡态可爱。
子郎的酒“当”地醒了。赶紧下床穿衣，头上一把，脚下一把，很有些慌乱。一枚硬币从他的上衣兜里猝然溜出，“当——”的一声，跌在地砖上，惊开了卉儿的眼睛。
正是当年雨晴留给他的硬币，多年来，子郎一直贴身带着。
那醒来的卉儿，看着子郎的狼狈相，呵呵地笑，说，啥警察呀？穿衣服都不会啦。
子郎红着脸，眼睛却在地上扫。没发现，就俯下身。终在卉儿的鞋壳里倒出那枚硬币。又要往上衣兜里搁。卉儿却说，搁床上吧。
见子郎犹豫，卉儿说，我们老家的风俗，男人第一次上女人的床，要放件硬物，镇镇邪。
硬币从子郎的手里飞出，软软地落在床上，无一丝声响。
卉儿呵呵地笑了。卉儿说，我早就喜欢上你了，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就想到如果能陪你一回多好呀。今天，我八点来开门，到现在，一笔生意都没做。我就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没想到是天意安排你来会我。
竟又叹息起来：唉，只这一次，死也值了。
子郎羞愧满面。轻轻开门，探头向外侦察。身后的卉儿笑道：再来就到我的宿舍去，明天这里就关门了，我的宿舍就在东大街十号。回答她的，是轻掩木门声。
街仍然很黑，跟来时一样，无一丝光亮。子郎深深浅浅向外摸，鞋跟落在地上的声音，高高低低，极不规则。
当，当，当！
闪烁在子郎耳朵里的，却是硬币落地的声音。
那硬币呀，恍如落在他的心里，沉重而寒冷。
＇补记＇就在当夜，唐卉儿被人残忍地掐死在出租屋内。此案悬置一年多未破。忽一日，子郎在一次夜巡中，抓获了一名偷狗贼。该贼意外交代，他曾经在一年前的夜里杀害过一个发廊女。子郎问，你为什么要杀害与你素不相识的女人？贼说，她坐我的三轮车，从发廊到她的宿舍。她拿出一张一百的票子让我找。我找不开，我只要一元钱就行了，我分明看到她的手里有一元钱硬币，竟不给。我想，这脏女人好生无礼，故意刁难、奚落于我，我再穷，也是双脚踏出来的血汗钱，你再富，也是卖身的肮脏钱。一时怒起，张手就掐。不想掐过劲，妈的，死了。
原载《雨花》2006年第10期
。
。21：15
疯姐
陈永林
姐比我大十二岁。
我是姐一手带大的。
姐的疯病不是很重，没犯时同正常人一样。姐的病大都在变天的时候发作。姐的病即使发作了，也只是自言自语，不像别的患病的人追小孩打。
小时候，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那时没人敢欺负我。谁敢欺负我，姐就跟谁急。一回，一个大我两岁的男孩打了我，我哭了，姐把那男孩压在身下，让我打他。男孩的母亲来我家告状，母亲就骂姐。姐说：“是他先打弟弟。谁打我弟弟，我就打谁。”
我七岁那年上了小学，姐总送我上学，然后接我回家。
碰上下雨天，满是污泥的小路极滑，姐怕我摔跤，背我。我家离学校四里路，姐累得气喘吁吁的，我让姐放我下来。姐不。姐说：“你若摔跤了，妈又会骂我。”一天下雨，姐背我时，脚下一滑，摔在地上了。我和姐都一身的泥巴。姐忙把我抱起来：“摔痛没？”姐的样子很急。我摇摇头：“一点也不痛。”姐这才放心了。
但放学时，我就感冒了，发烧，流鼻涕，打喷嚏。妈就骂姐，说姐这么大的人还照顾不好我。姐不出声，任妈骂。我说：“妈，不怪姐，路太滑。”
小时候的我总为有一个这么疼爱我的姐感到自豪。但懂事后，我为有这么一个疯姐感到羞耻，感到自卑。
那是六月的一天。快放学时，刚才还好端端的太阳忽然不见了踪影，阴云却是越积越厚。片刻就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放学了，同学们都站在走廊里，等家里人送伞来。
没多久，姐送伞来了。姐浑身湿透了，冷得不停地哆嗦。那时我在教室里写作业。姐站在走廊里，也不叫我。目光呆滞的姐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走廊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姐身上。
全班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疯姐了。
此时有人喊：“林子，你姐给你送伞来了。”我见了姐的疯样，真恨不得地底下有条缝，我好钻进去，永远在同学们面前消失。极度羞愧的我理也不理姐，也没从她手里拿伞，而是光着头冲进雨中。
姐在我身后喊：“林子，带伞。”姐跑着追我。姐摔了一跤，马上爬起来，又追。我跑得更快了。
跑到家，我浑身湿透了。姐也一身泥水。
妈又骂姐：“你是怎么送伞的？”我说：“不关她的事。我今后再不要她送伞了，送了伞我也不用，省得同学们都笑我。”
但一下雨，姐仍给我送伞。
我对妈说：“姐若给我送伞，那我就不上学了。”妈说：“她硬要给你送伞，拦也拦不住。”
我不再理姐。姐同我说话，我也装作没听见。姐说：“我做错了什么？你怎么不理姐？你不理姐，姐心里好难过。小时候你多亲姐，半个上午没见到姐，就哭着找姐，什么话都喜欢跟姐说。”姐的泪水一滴又一滴地掉下来了，“要是你不长大那多好！”我的牙一咬，狠狠心说：“我没有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疯姐。你让我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姐的身子剧烈地抖了一下，姐的手不住地抖。我忙出了门。
此后，我再没同姐说过一句话，姐也没找我说过一句话。
只是我上学时，走了很远，总能看见姐站在村口目送我。我到学校了，她才走。放学时，姐也总站在村口迎我。她看见了我，便加快了步子。我知道她是担心我的安全。小时候，我极贪玩，也极喜欢玩水。而我上学的路上有两口池塘。姐以前也总不让我玩水。
但是那天上学的路上，我见池塘里有许多蝌蚪，忍不住蹲下来捉蝌蚪。捉了一只蝌蚪，我就放进矿泉水瓶里。当我想捉第二只时，听到姐喊：“林子，不能玩水。”我不听，仍捉蝌蚪。蝌蚪游得很快，我的身子不停往前挪，终于失去重心，一头栽进池塘里。我手脚乱扑腾。“姐，救我。”但我的嘴里灌进了几口水。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一脸的泪水。
原来姐为救我死了。
“姐，姐……”我扑到姐的身上，有好多话要同姐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哭着。
妈说：“林子，姐是为你疯的。”
姐十一岁那年，爸妈为生个儿子，便让姐装疯。因为按政策，夫妻生的子女如有残疾，就可以再生一个，爸妈便让姐装疯。爸妈不准姐洗脸，不准姐梳头，不准姐同任何人说一句话。姐一说话，妈就打姐，姐憋得难受，只有自己跟自己说话。
我生下来后，姐真的疯了。爸妈才后悔。原本爸妈想，只要把我生下来了，就不需要再让姐装疯了，那样村里就罚不到我们家的钱。
妈一脸的泪水：“你姐最喜欢的人就是你，她心甘情愿地为你疯，心甘情愿为你死……”
“姐，姐，我最好最好的姐……”
（选自2006年7月4日《新课程报·语文导刊》）
。
。23：40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威廉·福克纳
一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味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现在爱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起，期限从她父亲去世之日开始，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是全镇沿袭下来对她的一种义务。这也并非说爱米丽甘愿接受施舍，原来是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话，说是爱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府，因此，镇政府作为一种交易，宁愿以这种方式偿还。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
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二月份到了，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发去一封公函，要她便中到司法长官办公处去一趟。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爱米丽，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鲜艳，信的大意是说她已根本不外出。纳税通知附还，没有表示意见。
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他们敲敲门，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也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接待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不透气，这屋子长久没有人住了。黑人领他们到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