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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述】“忠”、“信”这二个字，君子不奉守它们的少见，而小人往往却不守“忠”“信”。小人在市场上卖东西，质量低劣的东西，也能够修饰的新颖奇特；假冒伪劣的东西也能做得跟真的一样。比如用胶糊来处理丝绢布帛使之更有光泽，在米麦或肉里加上水，以增加重量，用便宜的东西来代替名贵药材。花言巧语，旨在把东西卖出去，耽误了别人的饮食，使用，他才不管这些，这些小商小贩就是这样的不讲忠信。欠人钱财物品拖了很久也不偿还，人家如果向他索要，他就答应一个月以后偿还，到时候向他要，他又不给，说再过一个月后偿还，到时候索要他仍然不会偿还。有的甚至约了十多次偿还日期可还是没有偿还。请工匠制造东西，给了他定金，向他要所制造的东西，他说一个月后给，到了日期向他要，他不给，又说再过一个月给，到时候向他索要他又不给，以至于约了十多次日期还是像当初一样没能拿到东西。这些人就是这样不讲信义，至于其他事情就更是不可胜数了，那些小人每天都做不讲信义的事，所以也不以为怪，而君子对这些行为却深感气愤，只想严惩他们，甚至于殴打控告他们。如果君子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不做不忠不信的事，并且可怜小人的无知，考虑到他们是出于不得已，并且是为了自己方便才作假骗人的，君子如果能这样想，那么也就不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放在心上了。
【评析】封建社会工农商贾地位低下，被统治阶级视为“小人”，处于社会最底层。一般人都对工商之民怀有偏见，认为他们善于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中国有一句俗语“十商九奸”。可见人们对商人没什么好印象，本则语录就讲了不少弄虚作假，不讲信义的例子，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从事工商业的人都奸滑狡诈没有好人。其实这种想法过分绝对化，是不正确的，工匠制造的器具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商人促进货物流通，没有这些人，人们上哪去买所需要的物品呢？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漫长的封建社会认识不到工商之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全社会都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因此，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即使在今天，中国人的商业意识也不是十分强烈，老百姓还是不大瞧得起手工业者。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很强烈，认为只有当官才是有出息，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民族长期经受封建统治，很多封建性的意识在我们头脑里还占有一席之地。人们思想中的封建意识需要逐步清除，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这则语录虽然轻视工商业者，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假冒伪劣产品”早已古已有之。对于制假、售假的行为古人只能从道德角度予以谴责，骂他们是“小人”。当今社会“假冒伪劣产品”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公害。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上过假货的当，人们已经不能只从道义上进行谴责了，所以现代社会有了“消费者协会。”有了“中国质量万里行”，对制假，售假的人要绳之以法。现代社会要用“法”来规范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从古今对待“假冒伪劣产品”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确实是在发展在进步了。
卖假药必遭报应
【原文】张安国舍人知抚州日，以有卖假药者，出榜戒约曰：“陶隐居、孙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济物利生，多积阴德，名在列仙。自此以来，行医货药，诚心救人，获福报者甚众，不论方册所载，只如近时，此验尤多，有只卖一真药便家资巨万，或自身安荣，享高寿；或子孙及第，改换门户，如影随形，无所差错。又曾眼见货卖假药者，其初积得些小家业，自谓得计，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禄料都被减克。或自身多有横祸，或子孙非理破荡，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盖缘赎药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将钱告求卖药之家，孝子顺孙只望一服见效，却被假药误赚，非惟无益，反致损伤。寻常误杀一飞禽走兽，犹有因果，况万物之中人命最重，无辜被祸，其痛何穷！”词多更不尽载。舍人此言，岂止为假药者言之，有识之人，自宜触类。
【译述】张安国舍人主管抚州的时候，因为有卖假药的人，帖出一张告示，上面写到；“陶弘景孙真人，因为写了《本草》、《千金方》，救治百姓的疾病，积了很多阴德，最后成了仙人。自他们以来，行医卖药的人，只要诚心诚意救人，获得福禄报偿的人很多。不用说地方典籍上记载下的，就只在现在，应验的也很多。有的人只卖一种真药就累积起了巨万家资，或是自身安逸荣华，享有高寿；也有的人因此而子孙及第，改变了家庭的社会地位，这类事情如影随形，没有不应验的。我曾亲眼看见卖假药的人，最初赚了些小钱，自认为得手，不知道在冥冥之中，自家应得的财物都减少了，或是自己屡遭横祸，或是子孙毫无道理地倾家荡产，甚至还有遭受火灾，被雷霆击中的。因为买药的人多是重病在身，拿钱去卖药人家求告，病者的孝子顺孙只看见了一副药见效，其余都是用来赚钱的假药，不但没有作用，反而会加重病情。平常误杀一只飞禽走兽还有报应，何况在万物之中，人命是最宝贵的，无辜丧命该多么令人伤痛！”告示的言辞很多，我无法全都记下来，舍人这些话，难道只是对卖假药的人说的吗？有识之士，应该能够触类旁通。
【评析】袁采此则语录记载了一个戒卖假药的告示，看来假药为害，由来已久。袁采认识到假药的危害，记下这则告示，以警示后人子孙，并且说：“舍人此言，岂止为假药者言之，有识之人，自宜触类。”这句话表明袁采观察问题的深刻，发人深省。
几百年后的今天，“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充斥市场。“假药”
只是其中一种，吃了假药，治不好病反倒送了命，这样的例子报纸上早已屡见不鲜。“假药”能要命，“假酒”也是索命的无常，九八年春节期间，山西的假酒事件令人印象深刻，制假者竟然敢于把掺了工业酒精的水当作白酒卖，几十人喝丧了命，造假者这种无知残忍，要钱不要命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引起人们对假酒以及一切假货的深恶痛绝，严惩造假者成为万众一心的呼声！
我们也必须看到假货之所以能屡禁不止，盛行不衰，除了作假者为了谋取利益而置法律于不顾，胆大妄为之外，广大消费者也有意或无意地为假货提供了市场，拿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的光盘市场来说，盗版光盘要比正版的多，销售情况也要比正版的好，因为消费者看中了盗版盘的低价位，由于目前仿造技术高超，盗版质量也不是很差，这样对正版光盘的生产厂家造成极大的冲击。让造假贩假的人从中非法谋利，影响了国家税收，损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日本产品畅销世界，消费者看中的是它的高质量。而中国产品呢，不但质量上不过关，而且几乎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假货，作假的手段又是那样高明，让人总有真假难辨之感。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地进行改革开放，谋求同世界经济接轨，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那么就应该大力提高产品质量，更严厉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冲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那危害的可就不止中国老百姓了，所以有关部门不可不防，抓紧打假，势在必行。
严肃端庄，不受轻侮
【原文】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其辞貌，则远轻侮之患。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与之较可也。
【译述】市井街巷，茶坊酒肆，都是小人经常往来的地方，我们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言谈举止一定要严肃端庄，这样才能不被轻视侮辱。要是有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找你寻衅，你也应该躲开他，不必和他计较就是了。
【评析】中国古人讲究衣冠整肃，言谈有度，举止稳重，认为这是君子之风，《论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尤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礼法制度。这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密不可分的。西汉初年，儒生叔孙通看到刚刚建立的汉王朝缺少礼仪制度的规范。“群臣饮酒争功，醉成狂呼，拔剑击柱，高祖患之。”于是叔孙通征得高祖同意，召集鲁地儒生三十余人，为新王朝制定了一套严谨周详的礼仪制度，大得皇帝欢心，汉高祖对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叔孙通替汉高祖制定礼仪制度，为后来董仲叔“独尊儒术”创造了条件，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后，封建礼仪制度更是日益繁琐。衣冠服饰在封建社会是地位的象征，天子、诸侯，士大夫，平民百姓，各有专门服饰，如果下级穿上级的服装，那就是犯上的行为，连衣服的颜色都有规定，比如皇帝穿的是“黄袍”，而老百姓只能穿“褐衣”。孔乙己是大家熟知的鲁迅笔下的人物，他虽然极其穷困潦倒，仍然不肯脱下长袍，因为长袍是读书人的象征。作者写孔乙己是咸丰酒店“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不脱长袍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普通百姓的区别。对于替人做工为生的孔乙己来说，身穿长袍，行动上肯定不会方便，但为了“尊严”，孔乙己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现代社会言谈举止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社会地位等。言谈得体，举止端庄的人，当然受人尊敬，在社交活动中也容易被人接受。而语言粗鄙，举止轻佻的人，虽然自以为是，感觉不错，但肯定没有人愿意同他交往，大家对他“敬而远之”就是了。
不可奇装异服
【原文】衣服举止异众，不可游于市，必为小人所侮。
【译述】衣服举止与众不同的人，不要到街市上去游玩，否则，一定会遭到小人的侮辱。
【评析】在日常生活中，虽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在穿着上，也不宜过于新奇独特，与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些年轻人盲目崇洋，认为穿上奇装异服才能和西方人步调一致。也借此表明自己的开放，领社会潮流之先。其实西方人在服饰上也是十分讲究的，有地位的人所穿服装都很严肃，尤其在正式场合，西方人不穿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很随便的衣服，否则会被视为不懂礼貌。奇装异服在西方社会也不是被普遍接受，西方有一种人被称为“嬉皮士”，他们穿上奇装异服，目的是反社会束缚，向世人表明自身的存在。服饰往往是和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紧密联系的。世界各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在服装上也表现出各自特点。中国人传统上是穿长袍马褂的，但这种服装穿起来有许多不便之处，所以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