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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点我有十几点疑义。”
“说来听听。”
“首先，就算有人掩藏她的尸体，假如搜索工作像你说的那么彻底，也应该会被发现。”
“说实话，搜索的范围比我说得还要广。一直到后来我开始觉得海莉可能遭人杀害，才发觉凶手有几个毁尸灭迹的方法。我无法证明，但至少不无可能。”
“说说看。”
“海莉是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失踪。两点五十五分前后，正赶往桥边的法尔克牧师还见到她。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地方报的一名摄影记者也来到现场，并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内拍了许许多多车祸的照片。我们——我是说警察——检视过所有照片，证实海莉并不在其中；但城里的每个人，除了幼童之外，都至少上过一张照片。”
范耶尔又拿出一本相簿放到桌上。
“这些就是那天拍的相片。第一张拍的是赫德史塔的儿童节*，同一个摄影记者在下午一点十五分左右拍的，相片中有海莉。”
这张照片是从某栋建筑物二楼拍摄的，除了街景还有刚刚通过的*队伍——载着小丑的卡车和穿着清凉的女孩。人行道上挤满围观群众。范耶尔指着人群中的一人。
“那是海莉。这大概是她失踪前两个小时，她和几个同学进城去了。这也是她最后一张照片。不过还有一张更有趣。”
范耶尔一页页地翻开。相簿里大概有一百八十张（六卷）相片拍的是桥上的车祸场面。在听了那么多描述后，乍看到清晰的黑白影像竟有点不适应。这位摄影记者很专业，成功地捕捉到事故现场的混乱情景。有大量照片针对的是人们在翻覆的油罐车旁的一举一动。布隆维斯特马上就认出比现在年轻许多、全身被高温油料浸湿的范耶尔，正比手画脚地指挥着。
“这是我哥哥哈洛德。”老人指着一个穿着无袖上衣的男子，只见他弯腰指向阿朗松撞毁的车内。“我哥哥哈洛德的个性也许不讨人喜欢，但我想他应该没有嫌疑。除了一段非常短的时间他不得不跑回农场上换鞋子之外，他整个下午都待在桥上。”
范耶尔又翻了几页，一个影像接着一个影像。油罐车。水边围观者。阿朗松的车。广角拍摄。长镜头特写。
“有趣的相片在这里。”范耶尔说：“据我们推断，这是在三点四十至三点四十五分之间拍的，也就是海莉遇见法尔克后四十五分钟左右。看看那栋屋子，二楼中间那扇窗。那是海莉的房间。前一张照片里，窗子还关着，这时却是打开的。”
“肯定有人进了海莉的房间。”
“我问过每个人；谁也不承认自己去开过窗。”
“也就是说，要不是海莉自己开的，而她那时候也还活着，就是有人说谎。可是凶手为什么要进她的房间开窗？又为什么会有人为此说谎？”
范耶尔摇摇头。没有解释。
“海莉在三点左右或刚过不久失踪。从这些照片大概能知道某些人当时在哪里，所以才能将一部分人从嫌疑名单中删除。同样地，我也可以断定当时不在照片中的人必须列入名单。”
“我刚才问你尸体是怎么被移走的，你还没有回答。我敢肯定你一定有合理的解释。莫非是某种老掉牙的幻术？”
“的确有几种方式非常可行。三点左右凶手下手。他或她应该没有使用任何凶器，否则便会追踪到血迹。我猜海莉是被勒毙，而且可能就在这里——在墙背后的院子，在摄影记者视线不能及、从房子也看不见的死角。那里有一条连接牧师住所与我们家的小路——那是最后有人见到她的地方。现在那里整理成小花坛和草地，但在六十年代却是碎石铺地的停车场。因此凶手只需打开车的后备箱，把海莉放进去。第二天搜索岛上时，谁也没想到发生命案，所以将重点放在海岸边、建筑物和最靠近村子的树林。”
“这么说来，没有人检查车子的后备箱啰？”
“到了第二天傍晚，凶手便能随意开车过桥，把尸体藏到别处。”
“还当着所有搜索人员的面。若真是如此，那他可就是个冷血的混蛋。”
范耶尔不由得露出苦笑。“范耶尔家族里倒是有不少人很符合你这句形容词。”
六点用晚餐时他们仍边吃边谈。安娜准备了烤兔肉搭配红醋栗果酱和马铃薯，范耶尔还请客人喝香醇的红酒。布隆维斯特还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赶上末班车，他心想也该作个总结了。
“你告诉我的这个故事确实很吸引人，但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给我听。”
“我说过了。我想找出杀害海莉的家伙，而且我想雇你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
范耶尔放下刀叉。“麦可，这三十六年来我天天想着海莉的遭遇，都快把自己逼疯了。而且我花在这上头的时间愈来愈多。”
他顿时不再出声，取下眼镜，盯着镜片上某个看不见的污点。随后他抬起双眼，看着布隆维斯特。
“我也不瞒你了，海莉的失踪正是我逐渐退出公司经营的原因。我失去了所有动力。我知道凶手就在周遭，忧虑与查明真相的意图开始影响我的工作，最糟的是这个重担不但没有随着时间减轻，反而与日俱增。一九七年左右，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不想任何人来烦我。那时马丁加入董事会，被迫要渐渐接手我的职务。我在一九七六年退休，由马丁接任总裁。我仍保有董事席次，但过了五十岁之后便很少管事。过去这三十六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海莉的失踪。你也许会觉得我有点鬼迷心窍——至少我的亲戚大多都这么想。”
“那是件可怕的事。”
“不只可怕，还毁了我一生。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这种感觉也更加强烈。你了解你自己吗？”
“应该了解吧。”
“我也是。我忘不了那件事，不过这些年来我的动机变了。起先很可能是悲伤，我想找到她，至少希望有机会埋葬她。那是为了给海莉讨个公道。”
“起了什么变化呢？”
“现在我比较想做的是找出那个卑鄙家伙。但奇怪的是我愈老愈投入，这简直变成我的嗜好了。”
“嗜好？”
“是啊，这么说没错。当警方的调查工作逐渐松懈，我仍继续坚持。我试着要以科学方法有系统地进行，搜集了所有可能找得到的资料，例如照片、警方笔录等，还问了每个人当天所做的每件事，并一一记录下来。所以我可以说花了大半辈子在搜集那一天的信息。”
“我想你应该知道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六年，凶手也许已经去世入土了。”
“我不这么想。”
布隆维斯特听到他坚定的语气，吃惊地扬起眉毛。
“我们先吃完饭，然后回楼上去。在结束我的故事以前，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点。”
莎兰德将自动档的丰田花冠停在松德比贝里的通勤火车站旁。这辆丰田是向米尔顿安保的汽车调度中心借用的，其实并未按规矩申请，不过阿曼斯基也从未明白禁止她使用公司车。迟早有一天，她心想，我得给自己买辆车。其实她自己有一辆二手的川崎125，夏天用的，冬天里摩托车就锁在地下室。
她走到霍克林塔大道，六点整按下门铃。几秒钟后，面街的门开了，她爬了两层楼又去按一户史文森家的门铃。她不知道史文森是谁，也不知道这间公寓是否真住了这样一个人。
“嗨，‘瘟疫’。”她说。
“‘黄蜂’。你只有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
公寓里一如往常地昏暗；只有一盏灯的灯光从用作办公室的卧室渗到走廊。这个比莎兰德大三岁的男子身高一米*，体重一百五十二公斤，而身高只有一米五四、体重四十二公斤的她，总觉得在瘟疫旁边像个侏儒。闷不透风的屋里有股霉味。
“就是因为你从来不洗澡，瘟疫。这里闻起来像猴子笼似的。哪天你要是决定出门，我再告诉你上哪买便宜肥皂，昆萨姆连锁超市有。”
他只淡淡一笑，没说什么，然后示意她跟他进厨房。他重重坐到餐桌旁的椅子上，没有开灯，唯一的亮光是从窗户透进来的街灯光线。
“我是说我也不是什么贤妻良母，但至少我会把长蛆的牛奶罐全部绑起来丢到外面去。”
“我在领残障辅助金。”他说：“我是社会低能儿。”
“所以政府才会给你一个地方住，然后把你忘了。你就不怕邻居去向督察人员投诉？到时候你说不定会被送到疯人院去。”
“你有东西给我吗？”
莎兰德拉开夹克口袋的拉链，交给他五千克朗。
“我只能给这么多。这是我自己的钱，我实在没办法替你申请助理费。”
“你想要什么？”
“你两个月前说的电子环。拿到了吗？”
他笑着将一个盒子放到桌上。
“示范一下怎么用。”
接下来的几分钟她洗耳恭听，然后加以测试。“瘟疫”或许是对社会适应不良的低能儿，但他绝对是个天才。
范耶尔等候着布隆维斯特的注意力再次集中过来。后者看看手表说：“有个令人困惑的细节？”
范耶尔说：“我生于十一月一日。海莉八岁时送给我一样生日礼物，是裱了框的压花。”
范耶尔绕过书桌指向第一朵花。蓝钟花。裱框手法并不熟练。
“这是第一朵，一九五八年收到的。”接着他指向下一朵。“一九五九年。”毛莨。“一九六年。”雏菊。“后来变成惯例。她会在夏天裱框好，留到我生日再送我。我总会把礼物挂在这间房间的墙上。一九六六年她失踪，惯例也中断了。”
范耶尔指着一排框的缺口。布隆维斯特忽然感觉颈背的寒毛直竖。墙上挂满了压花。
“一九六七年，她失踪后的次年，我生日那天收到这朵花，是紫罗兰。”
“花是怎么送来的？”
“用包装纸包着放进气泡袋，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没有寄件人地址，没有留言。”
“你是说……”布隆维斯特举起手往外扫了一下。
“正是。每年生日，真可恶！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那是冲着我来的，就好像凶手有意折磨我。我一想到可能有人想对付我而抓走海莉，就担心得要命。她和我的关系特殊，我也把她当女儿看待，这并不是秘密。”
“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布隆维斯特问道。
莎兰德将丰田花冠开回米尔顿的地下停车场后，决定到楼上办公室上洗手间。她使用卡片锁开门，搭电梯直接上三楼，没有经过警卫值班的二楼大门。她上完厕所，从浓缩咖啡机倒了一杯咖啡喝。这台机器是阿曼斯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认清莎兰德绝不会因为他对她的期望而煮咖啡的事实之后才买的。接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将皮夹克搭在椅背上。
这个办公室是一间长三米、宽两米的玻璃隔间，里头有一台老式的戴尔台式电脑、一部电话、一张办公椅、一个金属废纸篓和一面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电话簿和三本空白笔记本。桌子的两个抽屉里放了一些圆珠笔、回形针和一本笔记本。窗台上放着一盆植物，叶子已发黄枯萎。莎兰德若有所思地盯着植物看，仿佛头一次见到，然后狠下心把它丢进废纸篓。
她在办公室里几乎无事可做，一年来不到六七次，而且通常是她需要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