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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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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题严重的“反映对象”,我没有姑息养奸,更不会官官相护,而是“鼓励”来访者:

“性质是很严重,但就凭着几条,你还要不了他的‘命’……”我告诉他们,这不是要命的病。要想告倒他,有一条要命的就行了……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我承诺反映给有关部门,进行教育,让来访人了解相关处罚的条例,把尺度交给他,让他做“法官”。不然,你会更加激怒来访者,他们最忌恨官官相护,遮遮掩掩的说教。

群众的工作其实很好做,只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心里没有群众,不关注群众的呼声与疾苦,造成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千里金堤毁之蚁穴,一指之疾伤数尺之躯的被动结局啊。

办公室的工作,我“趔趔趄趄”地干了2年多,以“力不从心”掩盖“己所不欲”,向主要领导提出换位的请求。对此,好多同仁表示惋惜,让我坚持,怎奈我决心已定,婉言相谢。

他们惋惜什么?以往的办公室主任都在这个位置上晋升了副乡长、党委委员什么的,官升一级,只有我自愿“平调”,可惜了,可惜我这个“材料”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退休后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做“材料”——

在我的文字还“未出茅庐”的时候,“材料”给我的印象,是指建筑用的砖瓦木料,或纺织用的蚕丝棉纱等等。也就是说,材料是工人制造出来的,砍伐下来的……怎能是写出来的?

走进机关后,我才知道材料是可以写出来的,才知道材料就是文章,文章也叫材料。我咬文嚼字,就去查词典。那里说,材料是提供文章内容的事物,而并不是文章本身。所以,只能说搜集材料,而不能说写材料。这是70年代初我的肤浅,现在早已约定俗成,材料就是文章!

一天,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很急,写材料的不在家。“没牛就使唤犊”吧,就叫我写一篇材料,说明天他去县里开会发言用。

他知道我老高毕业,喝些墨水,懂点文字,就一厢情愿,可我却一筹莫展,才知道材料原来就是文章,我没写过,只写过作文。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正犹豫,“乡长”说话了:

“今晚你就别回家了,在我屋里写,我去别的屋里睡。”

我到公社上班不久,就坐上了“乡长”的宝座,莫大的信任与荣誉感,让我有那么一点受宠若惊。

功高莫过于救驾,我极力地搜肠刮肚使尽浑身解术,天亮前,有生以来第一篇材料出手了。

“乡长”从县里回来,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行!你是个材料!”

看来,我写的材料不仅过关了,而且使他一炮打响,得胜还朝,喜不自禁。

从此,我就渐渐地成了写材料的材料了,不仅文章是材料,人原来也可以称作材料。于是,总结材料、计划材料、经验材料、典型材料、报告材料;通知、决定、请示、通告等文件材料,就连“食堂就餐须知”这样的材料也都由我一手去材料了,由“文革”后期一直材料到改革开放,直到“假退”。

那时没有微机,写材料全是一笔一划地爬格子,由草稿到定稿,其劳苦不言而喻。不过,常写材料也有窍门儿,也可以偷工减料,比如:写今年的计划,只要把去年的改改就行了。改日期,改流行语,改数字……再有,领导对下的讲话,末尾都是如何加强领导内容之类的文字,照抄无误,结合点时间地点农事就得了。还有,9号用的材料,你别交早了,8号交上去就可以。交早了,领导会跳你的毛病,让你重写,不然还叫领导吗?也就是说,你的材料写好了,留足给领导看一篇的时间就行,看后就用,不行也行,改写没有时间了。我倒不是敷衍,而是有些材料领导本身就想走过场,他也没有办法,你干嘛认真,给他添麻烦?

我给领导写的材料不计其数,领导的更迭也频繁得难以计数。那些不写材料又不是领导的一些人,才是真正的材料。他们在你写材料的不经意间,当了副乡长,又升为乡长,又从乡里调到县里,不胜枚举,那才是公认的“材料”。我这个材料没成为“材料”,没有怨气,心理很平衡,甚而感到是一种享受,其乐融融也。

你想,你怎么写,他就怎么念,谁听谁的?你的见地拨开他的谜团,谁比谁高?领导在上面念,你在下边听,听听“听众”议论材料,相当于自我欣赏,也是休闲。听众知道是你写的材料,说你高,实在是高。这不是虚荣,是价值,是认同认可。不是材料的“材料”图的才是虚荣,不是吗?

材料终于写到了句号。去北京前,领导亲自把盏,诚心诚意地送我一席话:

“你这人就是太实在,凭你的材料,当什么都够材料,责任在……”

我没有让他说出下话来,他要说责任在领导,辜负我了,可惜我这个人了。

能写材料,就非得当个什么领导吗?我压根就没有那个奢望。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写点材料轻车熟路,难道不好吗?

思来想去,欣慰之余我也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你说,社会的大厦,哪块砖瓦是我的材料构筑的啊?惭愧……

换位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很多人都在新一轮大换血中去了自己心仪的位置,我的新角色是“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股长”。这个股原来是同土地管理所联合办公的,股长兼任所长。到了我这任,破天荒地一分为二各自为政了。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没具体说让我负责什么工作,也没让原来的有关人员和我交代工作,更没有说清股所之间的隶属关系。试问,天下还有这样糊涂的领导吗?还有这样安排工作的吗?我找领导请教,他只说了一句“干什么都是工作嘛”,让我解放思想……

有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了:我可以不干任何工作,因为没分配我任何工作!

领导并不糊涂,不给我职务、财务等职权,是怕我有权查看原来“稀里糊涂”的帐目,那是尽人皆知的“糊涂账”,领导个人的小金库,怎么能交与我?

过了1年零2个月,我按照新民市有关对干部的激励政策,决定“下海”去了北京儿子那。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自己被“软禁”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在一团死水中生活,不如换个环境“求生”。二是孙子需要我们照顾,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大概我和老婆这把年纪就是干这档子活计的材料了。去北京,可以说是被“挤兑”走的,在火车上能不感慨吗?

在“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1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下乡蹲点抓中心工作,全部本职工作可以用一句话做概括——“开了两个会,平了一件事”。

这“两个会”,都是市里主持召开的,有主要领导参加,我陪太子读书,听听会议精神就算100%的落实了。“一件事”,棘手的事,解决一起严重的民建纠纷。

“民建”,民间建房,纠纷发生在小韩村。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相持几年了,我早有耳闻,想不到至今还没有解决,会轮到我来处理。

说起来纠纷的原因很简单,建房户“抢钱”了。他的南房墙地基超出邻居20厘米,“抢前”了。农民最忌讳这个谐音,也违背村屯建房的有关规定,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建房户为什么不扒了重打地基呢?纠纷的症结就在这里面。

建房户是有背景的,他拿到了土地管理所的建房审批手续,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对邻居置之不理。邻居以事实为证,多次向乡里提出异议未果,就对建房户横加干涉,不让其继续动工。建房户也来找乡里为他撑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领导一看大事不好,只好叫我来处理。我很清楚,这是得罪人的事,处理过后一定有哭有笑,但我没有回避。

来到小韩村,书记主任都躲得大老远,生怕乱事缠身,惹事生非,不予配合。他们是害怕这两户人家吗?不是,是害怕这两户人家的后台,邻居的后台也是乡政府的要员。

在农村,最得意的人家则是手里有钱花,还有亲属在村上乡里当干部,说话办事硬气。这也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攀高结贵视为“得意”,看作为人处世的优势。有些干部不是不懂政策法规,而是为了在亲朋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威信,拿政策法规当面团,在他们的手里搓来揉去,为我所用。得逞了,露一把脸,得到一些利益,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花样翻新又随心所欲啊。

情况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人在心里骂你不是东西。我做好了准备,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到场,看看我的公断是否公正,不怕你嘴上骂我,心里服气就行。那天,果然人山人海,这样的事还用动员吗?都来看热闹!

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奇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书记主任做工作了,书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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