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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中，随着“右派”问题改正，徐铸成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我在他指导下读研究生时，曾就其回忆文字中对人隐去姓名、对事语焉不详之处一一询问。他的自传《八十自述》（初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出而未发行，后改名《徐铸成回忆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有一处：“1963年，五十六岁，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这位“某领导”，即指升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的江华。徐先生当时还补充一句：“前几年他出我外快（沪语‘赚我便宜’之意），写了一本小说，请我帮忙润色，费了我不少工夫，后来发表了。”这部小说名为《湖上的枪声》，在《新民晚报》连载了不少日子。我从他口中听到“江华”这个名字，仅此一次。
（作者为澳门《九鼎》月刊总编辑）
（责任编辑洪振快）
音乐家劫夫的结局
作者：杨东阁 字数：5135
1950年，笔者在沈阳的一个国有企业任团委书记，曾组织团员观看大型歌剧《星星之火》。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这首歌是其第二幕“穿过密密的黑松林”中的唱段。其成功之处，不仅在简短歌词中反映革命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在音乐构思上也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调，旋律起伏变化，亲切感人，采取二重唱形式，更增加其感染力。
歌剧之后，各文艺团体相继上演，《星星之火》先后演出400余场。后来歌剧停演，这首歌却流传下来，久唱不衰。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作曲者是劫夫，当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57年，我就任共青团沈阳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自此有了和劫夫谋面的机会。但那都是在市委高教部召开的会议上，留下的印象是，他挺谦和，却没有交谈的机会。
1960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沈阳音乐学院团委书记林良带领沈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出席。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全体代表在中南海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返回沈阳后，一天接到林良的电话，说他担心自己对耀邦同志的讲话理解得不够深刻，要向院领导汇报，能否请我去参加一下。我爽快地答应了。音乐学院党委乔书记我们很熟悉，一见面，他就向劫夫院长作了介绍。我说，和劫夫院长神交已久，而且是老乡呢！劫夫院长说：“你是吉林人？”“对！吉林舒兰人。”“我是农安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是革命同志，又是老乡，亲密无间嘛！”
在汇报的过程中，我就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了发言。当讲到，耀邦同志在强调团组织要过细地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指出，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要随意说哪个同学思想落后，更不能轻率说哪个同学不可救药。耀邦同志说：“中药就有四百味，而且不止四百味，难道都用过了？”这时，劫夫院长赞同道：“好！讲得好！”就此他联系实际说：毕业生鉴定，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这是我唯一一次同劫夫院长进行交谈，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风云突变。开头几年，劫夫院长为毛主席已发表的37首诗词谱了曲，尤其是《沁园春·雪》脍炙人口；还谱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我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时和后来进沈阳辉山“五七干校”，差不多天天都唱。可从1972年初起，无论广播还是电视，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创作的那些歌曲了。什么缘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时任沈阳市党办主任，自然知道内部情况，虽然并不直接，但来龙去脉还是能够说明白的。
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流亡到青岛，以绘画和音乐为手段谋生，“劫夫”一名即从此起。1937年5月，24岁的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团团长。到文革前，劫夫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偶遇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是‘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革爆发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自然逃脱不了被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就在他危难之时，出现了转机。当时本院里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想打倒劫夫的；另一派是想保劫夫的。保他的这一派受到沈阳军区支持，但力量小。为了不让对方劫走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周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秘书将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和红卫兵代表，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是“中央文革”的人同意。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牵连。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安全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另一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在京期间，他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重视，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重点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他还被邀出席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和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她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12岁的黄春跃到音乐学院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个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等。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俩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这封信，日后便以“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除此之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爱将李作鹏家里，看到了林彪题自己“岂疑星火燎原”的那首《重上井冈山》，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劫夫因病去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顿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调“很雄壮”。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收听到的蒙古国电台所播的消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国境内坠毁了，说中国内部出了事。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注意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愈加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故，他便判断可能是毛泽东病危，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他：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烧了。按理说，这是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被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办“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代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并不存在，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觉。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在那种情况下，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事，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的关键。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