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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陈丕显和胡立教（左二）前往医院看望扬帆（右二）及其家属。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扬冤案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必细说，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8月23日发出通知，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在我和志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溪云初起张春桥其人
张春桥在江青1963年来上海建立“基地”时，通过柯庆施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成为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四人帮”，亦即“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我和张春桥相识于解放初期。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和我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话意味深长：“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陈老总的话就是针对张春桥的。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李文静干部履历表1954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同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就这样张春桥继石家庄之后又和柯庆施在“一起”了。张春桥被柯庆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擞起来。柯庆施在石家庄当市长时，张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那时，张春桥就竭力巴结讨好柯。柯庆施到上海之后对张春桥极为器重，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我长期负责上海市委干部组织工作，还兼管过审干领导小组组长，非常熟悉李文静历史问题，多次提醒柯庆施，但柯庆施就是不听。张春桥从柯庆施的升迁中揣摩出一条道道，那就是谁的根子硬、权力大，就跟谁。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迎合柯庆施。1958年，他根据从已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动向，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这篇“成名作”集中体现了张春桥的极“左”思想，助长了当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来郑州会议上把他和陈伯达并提，张春桥声名鹊起，由此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庆施支持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控制了文艺宣传大权。江青来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江青开始抓的两部戏《红灯记》、《芦荡火种》虽然都是“沪产”牌，但都“移植”给北京排了，张春桥甚觉“不上脸”。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来上海市时曾对我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
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对于张春桥这种恶劣品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对他进行了不少教育和帮助。记得有一次在华东局传达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扩大会议上，陈毅、谭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严肃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指出他眼睛只会向上，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他却对大家的批评帮助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记恨在心。
经过批“有鬼无害”，经过搞革命现代戏，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庆施这个“基地”老板，又有了张春桥这个“基地”军师，江青就开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罢官》开打了。
溪云初起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再次来到上海，她此次到沪，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