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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报道，戴高乐“不仅是军队的明星之一，而且是照亮最黑暗道路的明星”。据《光明报》报道，戴高乐是“总思想的设计师”。在左翼那里，戴高乐自然得到了《震旦报》——他同该报进行过临时合作——的赞扬，特别是得到了《人民报》的赞扬。无疑，这种赞美来自勃鲁姆阅读戴高乐1940年1月备忘录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勃鲁姆写道：“戴高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他甚至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位系统的理论家。恰好九个月来，事件光辉而无情地证实了戴高乐的理论。”
然而，在政府内部，人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②贝当派人向雷诺转告了他心里的不高兴和不信任，以致要求戴高乐永远不参加政府的军事辩论。他甚至对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吐露隐情说，他觉得戴高乐“自高自大”和“忘恩负义”，在“军队中朋友很少”，总之，这次任命戴高乐不是“为了调解事情”。至于魏刚，他完全受到了伤害。他对雷诺说：“这是一个小孩。”他反复地说，乐此不疲……
因此，展开了是反对停战，还是反对继续抗战的斗争。6月6日，在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和陆军副国务秘书的这天，这场斗争业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5月25日，在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刚先发制人，首先肯定说，由于缺少军用物质和“应有的军事理论”，开战是犯了“大错”，彷佛他从来不用对此负责任似的。③魏刚不公开主张停战，但他通过声称“人们只应当想到国家的复兴”，在目前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将是未来国家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提前说了停战。即使魏刚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那样明确，以致雷诺回答说，“无人说过，我们的敌人将要赋予我们立即的停战”。彷佛现在出现了要求停战的问题似的。共和国总统阿贝尔·勒布伦似乎认为，不久后德国将会提出“和平建议”，届时必须“头脑冷清”地来进行研究。那么，是否必须后撤，把政府迁移到波尔多去呢？这个问题在会上只是被提及而已。贝当证实了除80个法国师以外，前线毕竟只有10个英国师，对这场似乎含蓄地围绕着一种可能停战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作出了贡献。魏刚则从这天起，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论据。他暗暗思忖：“万一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即军队被摧毁，那么还有什么动乱不会发生呢？”
这样，在德国发动攻势后两周，就已提出了是要停止斗争，还是继续斗争的问题。所有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与会者都明白，魏刚和贝当都早已想到了停战的必要性，并且事先证明停战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的反对者却没有作出粗暴而明确的反应——一种如此重大的赌注本当证明，即使作出这种反应，也是正确的。显然，应由雷诺来承担责任，其不让出现投降试图的意愿。虽然一切都表明雷诺想要继续进行抗战，但他却宁可不是立即公开地同贝当和魏刚进行对抗。七天前，雷诺刚刚把这两人提拔上来，赞扬他们今后将在领导国家和军队中表现其德行和发挥其作用。不管怎样，5月25日这天，雷诺周围的那些亲信都已谈到了停战与和平。雷诺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直言不讳地同勒加——勒加也是雷诺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谈到了这个问题。④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2）
在事件的冲击下，妥协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占了上风。于是，好几位一贯希望同意大利签订协议的知名人士开展了宣传运动，以便不惜在领土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作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使他投靠德国。⑤这项阴谋活动在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蒙齐周围进行，蒙齐每天都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见面。蒙齐肯定说，人们还能使墨索里尼放弃参战，并他说服了维尔吕姆。5月26日，维尔吕姆同勒加一道，建议雷诺同罗马举行谈判。法国外交部新任秘书长夏尔－鲁则完全反对同罗马谈判。据夏尔－鲁的意见，谈判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会鼓励意大利在德国赢得法国战役之际不放弃投靠德国，而且增加其权利要求。相反地，维尔吕姆暗示说，意大利有可能向交战国提出调停建议，但是，人们——据他的用语——“用糖果”是争取不到调停的。维尔吕姆假设，即使法国可以作出领土让步，意大利也还会竭力确保其使用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因此，必须说服丘吉尔参加这项谈判活动。如果相信维尔吕姆的说法，那么，雷诺是带着这种企图决定去伦敦的。他先后同丘吉尔进行长时间的密谈和同其他英国领导人进行讨论，然后才返回法国，报告说只有哈利法克斯一人看来支持他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⑥
可是，谈判的想法并未因此而被放弃。翌日，5月27日，业已接替雷诺担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领土问题上可能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文件，其内容涉及到索马里海滨——“在利比亚的腹地和刚果海滨之间大片领土”让与——和同突尼斯的“合作”问题。⑦5月27日晚10时举行内阁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⑧好几位政府部长都支持蒙齐。蒙齐肯定说，只有足够的领土让步，才能避免使意大利投靠同德国。雷诺则反驳说，没有英国的参加，谈判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人们让达拉第起草两个电报来概述他的建议，一个电报致罗马的，后来没有发，另一个致伦敦的，但英国的否定回答是明确的。⑨再有，5月30日，意大利外交部长西亚诺在记事本里写道：“决定已经作出。大局已定。”反正，两三天里，人们已经试图用出让大批法国领土——也许这预示着人们可以同德国作些事情——的办法，来赎买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蒙齐和维尔吕姆则把此事看成是意大利开始进行调解，即开始实现妥协和平。
不管怎样，5月29日，魏刚对雷诺重新发动了攻击。⑩他在致雷诺的信中建议说，必须在不久后停战斗，因为法国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有组织抵抗的能力。这样，魏刚经过深思熟虑，竭力要强迫政府尽早讨论未来的停战要求问题。当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北方的盟军只有在敦刻尔克上船撤退才能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时，魏刚作出了决定，显示了他的真实意图。⑾因为魏刚要求将尚能待命投入战斗的全部军队集中在索姆河畔，据他的用语，应该在那里“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一次战役。由于不能坚持一条真正的连续不断的战线，魏刚建议在那里增修一些“环形防御据点群”。但这种防御体系——如果这种体系再加上一些装甲部队，用于在环形防御据点群之间进行作战，那么它就会变得卓有成效——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要么敌人利用其在兵力和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推进需要时强行冲破防御据点群，要么敌人绕过据点群并等闲视之。魏刚的这个选择明确地表明，今后他不再考虑进行任何规模的任何行动，也不考虑延期的战役，以及派遣尽量多的军队在北非或英国登陆。魏刚选择的投降业已通过他的战略显示出来。
5月31日，召开了法英最高委员会会议。⑿会议首先讨论了还在敦刻尔克坚守的“袋形阵地”问题。丘吉尔要求与会者避免进行任何“难兄难弟之间”的争吵，允诺加快法国军队的撤离速度。但是，在被拯救的法英军队的兵力人数同坚守桥头堡到底和作出牺牲的4万名法国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此外只能加上那种在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同另一个决心为了不受侵略而斗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不久后被停战的支持者利用鸿沟。48个小时后，贝当已经再次接见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认识的斯皮尔斯。⒀他批评了魏刚所作的关于索姆河战役的部署，预言这种部署在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面前不会坚持很久。接着，贝当粗暴地坚持说，事实上，现在法国师旁边没有一个英国师，并且不再能依靠英国飞机的支持。然后，他又指责雷诺将失败归咎于军队首脑，认为国家已经“被政治腐蚀”了。贝当长时间地攻击戴高乐，最后向斯皮尔斯宣读了一篇他在1937年所作的关于贞德的讲话……这位丘吉尔的特使在会见贝当后相信，贝当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已经主张停止斗争，而不考虑由法英两国在3月28日作出的、不签订任何单独和约的决定。
6月5日，当战争委员会开会时，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了。⒁这天，魏刚坚决地声明说：“如果战役已经明确输掉（……），那么此时此刻，真正的勇气就是同敌人谈判。”会议的正式记录写道，“贝当元帅赞成总司令（魏刚）的意见。”但这天，雷诺毫不犹疑地反驳了他们俩的意见，以致他直截了当地肯定说，“任何和约与任何停战都将是不能接受的”。无疑，雷诺认为，他必须加强自己的权威。6月5日，他在改组其政府时，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但事与愿违，停战支持者和停战反对者之间的严重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此次，雷诺排挤了达拉第。自从雷诺接替达拉第担任政府总理以来，他就不能再与达拉第共事了。两人的意见分歧在一切场合都明显表现出来。可是，当雷诺在其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上再加上外交部长一职时，他任命保尔·博杜安为副国务秘书，但他不能不知道，博杜安主张尽早地摆脱战争。相反地，达拉第届时将反对停战，同其他主张继续抗战的议员乘坐“马西利亚号”抵达北非。雷诺排挤了蒙齐，因为蒙齐过于公开地明确支持同墨索里尼签约。但他却任命蒙齐的合作者之一伊夫·布迪里埃当财政部长，而布迪里埃非常接近德保尔特夫人和他的那些不断要求停战的亲信——这些情况，雷诺是不难知道的。反过来，雷诺终于下决心克服那些他事先预料到的异议，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副国务秘书。人们看到，这个任命在贝当和魏刚那里激起了愤怒的反应。任命又立即引起同维尔吕姆的一个事件，维尔吕姆作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不无理由地打算躲开新任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的权威。然而，即使维吕姆争取到不受戴高乐指挥，他也不能阻止雷诺作为补偿，同意让戴高乐出任国防和战争的副国务秘书，显然他有意要扩大戴高乐的权限。⒂
戴高乐正在登上舞台。即使戴高乐还没有登上舞台，他也立即估量了从5月25日以来所爬的陡坡。戴高乐6月3日致雷诺的信函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这点，他知道自己面临对停战和投降的支持者贝当和魏刚。要对付这两个人，戴高乐只有雷诺一个支点。雷诺不断地向戴高乐重申，他是主张继续抗战的。对此，戴高乐无疑是早已不抱幻想了，因为他已经估量了这些主张停战、在雷诺周围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人对雷诺施加的影响。然而，戴高乐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赌注押在雷诺身上，押在雷诺表明的继续抗战的意愿上。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3）
戴高乐和雷诺在6月6日和7日的会见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这就是要“尽量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