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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听课就学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们不买一本书，不需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那里绝无一点争论的喧嚣，绝无一点诡辩的纷坛，所有问题的解决在那里都非常简单，人们在那里学习一切事物的起因。”
纯洁的圣徒派就这样用寂寞的学校反对喧闹的学校，用修道院的学校反对城市的学校，用耶稣基督的学校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们同修士界的根本对立（后者在12世纪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运动，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规的极端倾向），在下引西妥教团的修士、圣伯纳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显表现出来：“圣山的兄弟们！他们把东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们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带到了冰冷的高卢国土，带入这寂寞的生活，这天国生活的再现。”
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识分子使得西方国家摆脱了另一个亚洲和另一个非洲的虚幻形象；摆脱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虚幻形象。
但修士们的倒退运动本身也为新型学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131年兰斯宗教会议禁止修士们在教会机构外从事医学研究：希波克拉底是畅通无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纳德的看法。 1164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信给托马斯·贝克特：“我绕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们情绪轻松，教士受到尊敬，整个教会享受着尊严和光荣，哲学家从事各种活动，这时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顶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为这次幸运的朝圣旅行所感动，我得承认：上帝就在这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的心头涌出下列诗句：‘最幸福的终身流放，就是居住在这地方。’”哈温特的修道院院长菲利普，认识到城市教育活动带来的利益，给一个年轻的弟子写信说：“你为对科学的爱所驱使，现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这个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居住的国度，是智慧的所罗门居住的国度。那里竞争激烈，教士项背相望，他们的人数将逐渐超过众多世俗民众。这幸运的城市啊，圣经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阅读着，其中错综的奥秘因圣灵的恩赐而豁然开朗，在那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发展的神学，人们应该称它为纯美艺术作品的所在地！”
“哥利亚德”
在所有这些赞颂巴黎的协奏曲中，响起了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声音，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声音：“哥利亚德”。对他们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这些“哥利亚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隐姓埋名，他们有意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传奇，他们的敌人出自恶意中伤和诽谤所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见蒙蔽的新时代的史家与学者描述的奇谈，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会和宗教会议的裁决，以及12与13世纪教会作家的记载，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哥利亚德或游方教士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时而带着激动的眼光——年轻人恣情成性——时而惊恐万分地、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难道还不是危险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看成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一个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开放阶层。究竟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清楚“哥利亚德”这个称呼的来源。不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排除不切实际的词源学探讨，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来自“哥拉”（ Gula）即“兽嘴”，用以表明这个帮团的成员是些贪吃鬼或牛皮大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肯定，把历史上的哥利亚定为“哥利亚德教团”的创始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可以从图书目录方面找到一些有关某些哥利亚德的细节材料，那是些以“哥利亚德”为名的个人或集体所作的诗歌集（carminaburana）和同时代人对他们严词批判或痛加斥责的文章。
求知的浪游
在哥利亚德的圈子里，无疑有一种对社会批评的爱好。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城市、农村或者甚至出身贵族，他们首先是背井离乡的人，时代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时代里，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把破落户、冒险家和倒霉蛋扔上街头，使他们集中在城市这个他们的会聚点。哥利亚德是这个标志着12世纪特征的社会变动的产儿。这些脱离固定社会结构的人，在所有维护传统思想的人看来乃是奇耻大辱。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哥利亚德则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作为贫困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构成城市学校里的“穷学生帮”。他们勉强能糊口度日，靠为富裕的同学当仆人，甚或乞讨为生，因为正如德意志人艾伯哈特所指出的：“巴黎对富人可能是个天堂，对穷人则是匪窟似的泥潭。”接着他替饥饿的巴黎人（Parisiana
fames）即贫穷的巴黎大学生中的挨饿者难过。
有的时候他们充当杂耍艺人或小丑维持生计，经常安在他们身上的那侮辱性的称呼肯定就是由此来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时的人也把“小丑”、“杂耍艺人”等称呼安到这种他们感到危险、准备把其逐出社会的人的头上。一个“小丑”就等于是一个“赤党”，一个叛匪……
于是这些穷苦人，既不受固定住处的限制，又不为一定的教会薪俸或领地收入束缚的大学生，踏上了求知的冒险历程。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 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们还使这个流浪带上了冒险猎奇、朴质自然和大胆莽撞的特色。然而他们尚未形成一定的社会等级。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出身和志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更喜欢学习，而不是战争。但他们的弟兄们仍成群结队加入军队，十字军的部队，在欧洲和亚洲各地沿路抢劫，出发洗劫君士坦丁堡。尽管他们都批评社会，但有些人，很可能是许多人，在梦想着取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的位置而代之。奥尔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奥尔良教书，享有古板怪人的名声，被人称作“大主教”，还是《十日谈》里的大主教的原型。他表面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和表现出一种坚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又接受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大首相、德意志高级教士达塞尔的雷吉纳尔德的资助，他以最高的嗓门为之歌功颂德。维尔顿的舍尔隆参加了英格兰女王马蒂尔德一党，皈依宗教后进了西妥修道院。里尔的阿兰生活在英国国王、普兰塔哲尼特王朝的亨利二世的宫廷里，以后在兰斯一位大主教的宫廷中以修道院院长的身份去世。他们梦想着慷慨大方的保护人，丰厚的教会薪俸，和阔绰的幸福生活。他们对改变社会秩序兴趣不大，似乎更愿意成为社会秩序新的获益者。
道德沦丧
虽说如此，哥利亚德的诗歌主题包含着对社会的激烈抨击，人们很难否定他们的许多作品有着清楚的革命特点。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这使同时代虔诚的人满腔怒火，而新时代的史学家则对它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是个轻浮的东西，
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
像没有桨手的小舟，
像顶风乱飞的小鸟，
锚和绳索都拴不住我。
…………………
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我无法触动她，就把她装在心里。
…………………
其次，人们指责我玩乐，但一旦
这玩乐让我赤身露体浑身发冷，
我的灵魂就里外冒热气。
恰好此时我的缪斯把最美的歌儿唱。
再次，我们谈谈酒馆的歌舞表演。
…………………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这首诗看上去空洞无物，只是显示了一种——让人惦念天才的——有关维庸的那种最初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具有一种透彻的先见：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纯洁灵魂。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定规，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在这种挑衅性的道德沦丧和对色欲的赞颂里，——这在哥利亚德那里经常达到猥亵的程度——看到一种自然道德的草图，对教会戒律及传统道德的否定，这难道太大胆？难道哥利亚德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名成员，他们的目的不正是要把习俗和语言的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吗？
在浪游诗歌里常常反复出现的命运之轮的情景，不再仅仅是诗歌的主题；它所表现的东西，无疑要比同时代那些虽然尚未摆脱大教堂中的隐秘信念，但并无恶意的人所能见到的多。然而这一自我旋转的和掌管着永恒轮回的命运之轮，以及这个盲目地拨动轮叶的偶然，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就是革命的主题：它们否定进步，否认历史的任何意义。它们可能会引起社会变革，但仅在对更远大的未来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哥利亚德对那些虽不属于革命但却是叛逆性的主题的偏爱，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咏唱它们，在自己的小幅装饰画里描绘它们。
社会批判
这一点很突出，哥利亚德的诗歌——在市民文学中流传开来以前很久——反对中世纪盛期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反对僧侣，反对贵族，甚至反对农民。
在教会内部，哥利亚德喜欢攻击那些在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同封建社会结构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即教皇、大主教和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