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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录“手写文书”（scriptoria）的修士们，对内容方面兴趣不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抄写中激发出的热诚、打发的光阴和消耗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赎罪，他们以此为天国效劳。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纪盛期教会借用野蛮人的法律，采取劳役与惩罚都可以折算成税款的做法，他们还根据页数、行数、字数算计着能够赎买到的在涤罪所的年份；或者他们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辗转不安，因这疏忽他们遗漏了一个字母，从而延长了他们在涤罪所的居留期。他们把同他们捣乱的小鬼的名字传告后人，这个小鬼专门愚弄他们，它叫“梯梯费留斯”（Titivillus）。这是同作家做对的魔鬼，后来阿纳托尔·法朗士还会再次发现它。
对那些尚未脱尽野蛮人习性的基督徒来说，科学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必须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与封闭的经济为伴的是封闭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只管猎取，不顾播种。这会有个微不足道的复兴吗？
要是勉强宽容一点，加洛林时代尽管有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复兴”这个称号。加洛林时代最有主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肯定是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他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读者与听众，到 12世纪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人理解和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时代“手写文书”里抄录的手稿，阿尔奎因从5世纪的修辞学家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录来的七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与罗马就这样经由西方国家，更确切些说，通过高卢而传承下来——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后来都重新得到了流传，它们被
倾注在城市学校的大熔炉里，被12世纪的复兴作为古典文化的最后遗产所吸收。
12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要创造新事物，要成为新人。没有这种获得新生的情感难道会有复兴吗？我们只要想想16世纪那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这样，这一时代作家的口中和笔下，总是出现这一个词：“现代”，他们用它来表明自身。“新时代人”，这是指他们，他们懂得做这样的人。但新时代人绝不是同古代人对立的；相反，他们仿效古代人，从古代人那里吸取营养，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卢瓦的彼得宣称：“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让狗去狂吠，猪去咕咕吧！我依旧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认真劲儿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并且每天都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下面介绍基本的学科，按照传统说法是一位著名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到12世纪最有声望的学府之一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是怎样传授那些基础学科的：“对各门学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响越深刻，对古代作者们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彻地继续传播这种思想。古人——感谢那些狄亚克里人（Diacrisis），我们能够借助于图画或色彩展示他们，——古代人在一段历史、一个母题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础上，依靠所有这些学科以及综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艺术的画像类型。语法和诗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个主题。在这方面，逻辑学增添了论证的色彩，编织进它理性论断的金色标记；修辞学则通过动人的说服力与闪烁出智慧之光的雄辩再现了白银的清辉。数学乘坐着四驾马车，超过了其他学科的步履，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名样的色彩与魅力。在数学揭开自然的奥秘以后，物理学又为这丰富多样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调。最后，哲学，所有分支中最高贵的伦理学，以其影响作品的威严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没有伦理学，哲学就不再名副其实，所有其他学科都是通过这一重要学科而创造成功的。仔细研究维吉尔或琉善吧（他们的哲学你也是一直在称赞的），你会发现一些合适的东西。其中有——这要看师长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从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获得的好处。这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方法，沙特尔是近代高卢美文学最最丰富的源泉……”
可是这样的仿效难道不是仰人鼻息吗？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难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给自己戴上了镣铐。但在12世纪所有这些还是多么新鲜啊！
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吗？），而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首先是学术著作。它们由学者撰写，适合于专门的技能性课程；而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虽然在科学材料方面可能同样丰富（举例来说，圣经的《创世记》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著作吗？），然而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学术著作。古人是专门家，他们更宜于从事专门化的教学活动，如讲授人文学科与学校课程，就像神甫或圣职作家应该继续传授神学一佯。12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专门家，他是专业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技艺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这些古人只是被用来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去寻求东方的宝藏一样。
这就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那段有名的话的要义，这句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这幅有名的图象，表现的正是文化进步的要义；简而言之，也就是历史进步的要义。中世纪盛期的历史是停滞的，在西方各国取得胜利的教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
这里说的是封建主的意愿，以及组成封建社会结构的修士们的意愿——置时代于不顾。后来当基佐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也认为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点。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其中万物都在循环并在自行变化），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马达，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尔的伯纳德也正是这样说的。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真理不仅是时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出口时（不过纺织品生产已日趋繁荣），从东方，从拜占廷、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这方面主要是中介者。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犹太人而流传到东方，并由他们捐赠给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这些书由图书馆大量接收下来。现在这些著作又踏上归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国土的海岸。就这方来说，东方拉丁国家信奉基督教的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接壤的前线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是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