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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后记（2）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采用了日本所存资料中的一些材料，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基本采用中方史料，特别是最后几篇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这里向提供有关资料的朋友致谢。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1）
血拼乌加河——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35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部下101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兰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101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兰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