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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2）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1）
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伐魏，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甲首，即戴有头盔的敌军武士之首级。 作者注
钢盔，日语叫做“铁帽”，是侵华日军普遍配备的防护装备。我们今天看电影，鬼子如果不是戴着屁帘式的战斗帽，就是戴着钢盔，几乎成为标准形象了。
日本军事后勤研究专家青木孝治，通过研究日军的钢盔，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陆军铁帽物语》。
钢盔，就是保护头部的头盔罢了，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为此写一本书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对细节的重视。仔细看看青木的《陆军铁帽物语》，里面有不少对研究抗战历史有价值的描写，值得一读。比如，日军战斗帽后面那个屁帘儿，有人说那个“屁帘儿”是用来防中国大刀队砍脑袋的。青木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属于谣传，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防晒，分成几片又可以通风，虽然寒碜，确是不错的设计。
而日军的钢盔，虽然威风，却给它带来过不止一次的烦恼。
日军使用钢盔的第一次战争，是什么时候？
青木告诉我们，是九一八事变。日军装备钢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观战的武官的报告，此后有装备而一直没有使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的钢盔基本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真正用上，是在黑龙江和马占山将军所部的作战。
面对马占山部的顽强抵抗，日军不断增兵，双方在江桥、齐齐哈尔等地展开一系列激战。这次战斗，日军试验了大批新式装备，不但钢盔的使用得到了检验，还使用了装甲列车、坦克等武器。这也是日军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坦克。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使用来攻击马占山的雷诺NC…17坦克，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北大营东北军仓库里夺取的。
坦克的使用被证明在突破战中非常有效，而钢盔也的确减少了日军的伤亡。
但是，日军很快就发现制式的钢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那就是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黑龙江寒冷的天气里，日兵出汗以后如果不加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危险而又好笑。强行摘取，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日兵形容宿营的时候，经常听到头被和钢盔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发出阵阵哀号。攻占齐齐哈尔，日军阵亡三百余人，因为冻伤减员的却几乎达到两千，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士兵自发想办法，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解决了冻伤的问题，这也是装备钢盔后给日军造成的第一个大问题。
诺门坎之战，日军又发现大量日兵尽管戴着钢盔，依然在作战中因头部中弹而死，反而是不戴钢盔的没有这样高的比率。
这可就奇怪了，难道苏联人用了带磁性的子弹，专打钢盔？
莫名其妙的日军派出专家到前线考察，这才真相大白。
大家知道，钢盔是保护头部的，但并不是子弹打不透，真要是子弹打不透的钢盔，人的脖子就该吃不消了。它主要是防御弹片，对于子弹，如果对方的子弹不是击中钢盔正中，由于钢盔是一个弧面，便大多会滑飞。这就是钢盔的防护作用。
然而，诺门坎之战，日军头部中弹的士兵，多半是头盔正中被苏军一枪命中，钢盔洞穿，钢盔里面的脑袋当然也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苏军怎么会打得这样准呢？日军研究以后恍然大悟。原来，日军当时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红色星星，这是日军的标志。
大家知道，红色在所有光线中是最醒目的。
于是，苏军老远就能发现日军的士兵，并且瞄着红星星开火。苏军使用的纳干式步枪笨重而且后坐力大，但是也有优点，那就是弹道稳定，穿透力大。因为红星正好在头盔正中，一枪命中，日兵大多数糊里糊涂就见天照大神去也。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2）
诺门坎战后，吃了大亏的日兵被迫改小了钢盔前面的红星。这方面中国军队的钢盔涂饰就好一些，是将军徽漆在侧面，所以没有出和日军一样的问题。
关于钢盔，比较离奇的，大概要算日军“军神”饭塚国五郎的死了。
饭塚国五郎，日本陆军少将（特晋），101师团101联队联队长。战中有一段时间日本东京各大电影院连续放映“军神饭塚联队长”的战地录影。这老鬼子相貌狰狞，胡子拉茬顶着个破钢盔，挥战刀又冲又杀的，上镜得很。
按说，做到联队长，手下好几千人，没事儿扣钢盔在第一线摆酷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幸的是饭塚的命比较奇，自己不用操心，有人来催他摆酷了。
来的就是日本著名战地记者小悮行男。
那是在武汉会战前期，1937年9月3日，小悮一行到庐山前线采访饭塚。
庐山一线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巧妙利用地形与日军顽强周旋。日军虽然装备精良，无奈庐山是李四光特别偏爱的那种冰川造山，形状雄奇，道路险峻，中国军队把迫击炮搬上山顶，日军形容中国军的迫击炮“如同雨点从天而降”。这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饭塚面对的是中国陆军160师，师长华振中，这是广东粤军唯一一支也戴钢盔的部队，从这个特点也可以明白这绝对是一支精兵。双方在东孤岭浴血苦战，饭塚连续发动了15次进攻，依然无法拿下中国军队的防线，损兵折将。
所以，采访的时候，饭塚诉苦极多。按说，离军神的标准差的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不过，饭塚的形象很吸引小悮。因为苦战，饭塚晒得极黑，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已经多日不刮，显得相貌狰狞。尤其是天气酷热，这位联队长大人上身赤膊，显得颇为凶猛。
记者的眼光就是和常人不一样，战场上蓄须的军人有独特的魅力。多少年以后，大兴安岭救火，吴长富师长也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