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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地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3、第39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22集团军及第11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31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黑白汤恩伯（4）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宗仁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 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自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22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173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122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343旅旅长，因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343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志远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部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122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40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40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黑白汤恩伯（5）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40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18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13军（31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黑白汤恩伯（6）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