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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口袋被钻破告终。
尽管西城北城是主力，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要一天以后才能回到太原，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果然上当。
董其武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流传不广，因为这一仗打得最终还是比较窝囊，不但丢了太原，而且35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说是乌加河血战。
血染乌加河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3）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日伪军拼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傅部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胶着。此时，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101师死守乌加河（日军记为“五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观看日军的援兵，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13、第14联队，独立步兵第13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60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此战日军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为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此战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就是日本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
这个考察团，专为调查绥远的矿业资源，以确定其未来对“圣战”的支持能力而来。日本资源贫乏，对绥西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极是窥伺。这批专家集中了日本帝国的科技精英，水平很是不错。他们搜集的矿藏资料，一部分被中国军队缴获，成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经济掠夺的证据，另一部分则已经被运回日本，得到极大重视。70年代初，日本方面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事情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不幸的是，限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日方这一举动的动机，科学界一时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白捡的便宜”，反而指示成立专门机构，对包钢矿藏作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周恩来这一举动的意义了——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稀土贵金属矿，而世界的稀土市场，今天，中国占了85％。
这里面，日方所为的背后，就有30年前那次考察资料的影子。对于这个考察团，有些台湾资料有所质疑。从日方材料如《第二次五原作戦における渡河作戦》、《五原城外五加河渡河作戦の思い出》等看，确实将其团长称为“水川团长”，为了营救“水川团长”还曾经出动飞机强行着陆。当时由于日军已经被分割，只来得及救走了另一名日本右翼著名人物，“血盟团事件”的主谋之一森宪二（当时任“蒙古司政要员养成所”参事）。
由于董其武的横刀立马，力阻日军援军于乌加河，这批“学者”不是死于战斗，就是被抓了俘虏，给日本天皇省了回程票钱。
董其武在这次阻击战中的出奇之处，是他不要援兵。以淞沪战役的经验来看，当时中国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敌日军一个联队。此战中，他以一个师硬抗三个联队以上的日军，艰苦可想而知。围攻五原之中，傅作义不断询问他是否顶得住，是否需要援军，董其武始终不松口。
等到傅作义打下五原，才发现董其武自己都到了战壕里……
在国军系统中，大多数将领都是唯恐援军不够快，不够多，“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是典型的台词。董其武为何反其道而为之呢？多年以后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中才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定全军对攻占五原的信心。“傅作义先生身边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这一点，我当时是101师师长，我很清楚……”就在三个月前，傅作义曾经发动了一次和五原战役很相似的包头战役，以嫡系35军猛攻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包头。可惜，虽然占领了半个市区，但因阻击部队没有挡住日军的援军，功败垂成，留下了心理阴影。可以说，这次打五原，参战的将领们从傅作义以下都有一只眼睛盯着董其武呢。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4）
这次再打不下来，对傅作义所部的影响将是灾难的。此战之前，日军在绥西的连续攻势已经将傅作义辛苦经营数年的绥西根据地逼到了绝路。失去了产粮根据地，傅作义已经把军官家属转移到兰州，如果不能夺回五原，能否继续坚持绥远的抗战，就是一个问号。
正是董其武的不松口，为傅作义吃了定心丸。人称傅作义手下第一大将，董其武的帅才名不虚传。
题外话，说董其武是傅作义军中帅才并非恭维。傅部讨论战略问题，能和傅作义平等而论的，大约只有董其武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董其武的确是傅部一员上将，但作战之余，董其武在战略上与傅作义的看法却有些分歧。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和傅作义谈心。傅作义提到蒋介石有意让自己入主北平，董其武对此的看法是“蒋先生让我们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1947年秋，傅作义担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移驻北平，傅的同僚袍泽纷纷发贺电恭喜，唯一没有发贺电的就是董其武。耐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华北打得热火朝天，却整整两年把这员头号大将放在绥远，可以说是对“家”的重视，似乎，也有点儿刘备东征不带赵云的感觉……但是，董其武对傅作义的忠诚却始终如一。北平和平协定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从绥远飞北平去见傅作义，一来表示支持，二来表示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让傅深受感动。
不过，解放后有人问董其武1947年的想法是不是已经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董其武却诚恳地说，我是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
回到乌加河之战，这种恶战死守，董其武在傅作义军中打过很多次了，而他不要援兵的壮举，在国民党军中的确罕见。
根据我的了解，在整个抗战期间，如此咬牙不要援军的例子，在国军中，只有三例。除了董其武守乌加河，还有两例，一个是大战雪花山的西北军17师师长赵寿山，另一个是淞沪抗战中的胡宗南。
说起董其武，正好可以连着一提赵寿山，董其武在国军中是中将，绥远起义后，在解放军中的军衔是上将。而赵寿山呢？是杨虎城的爱将，西北军仅次于孙蔚如的战将，抗战开始时担任17师师长，出潼关抗日。《白鹿原》中的茹师长，原型就是赵寿山，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过集团军总司令。他大战雪花山是在1937年的娘子关之战。当时，娘子关所在的东线是黄绍纮指挥的，但这位桂军名将在这里却是光杆司令，没人买账。他手下最大的战斗单位第三军干脆关闭电台，不和他联系，所以整个东线局面一片被动。唯一肯听指挥、肯打的，就是赵寿山的17师。这一战，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他知道自己要也没有。最后是黄绍纮自己觉得太对不起赵寿山了，到处催援军，可是谁都不肯上前。这时，杨虎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电话串线，发现黄总告急，主动要求上前线，才帮助赵寿山撤下来。
此一战，十日间17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赵寿山的官职在国民党军中就够高的了，转到解放军中更厉害，竟然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可是有实权的副司令，赵寿山在宝鸡战役后总结的时候，当头训西北野战军各级将领毫不留情。也就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已经转了地方工作，否则一个大将是没跑的，要知道授衔的大将如陈赓当时都比他级别低呢。
还有一个死战的例子居然是胡宗南，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人家都说此人只能做个大连长的，还有这种时候？不错，这实在是胡宗南军人生涯中难得的一幕。那是淞沪战役中，因为陈诚的调度有问题，国军阵地多在日军舰炮火力之内，伤亡惨重，动辄一小时损失上千人。各路部队纷纷整补替换，把总长何应钦忙得七昏八素，只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打了很久，忽然发现死守杨行阵地的胡宗南第一军竟然从来没有叫过援军。何应钦知道第一军有战斗力，但这种“令人放心”反而让人不放心了，于是打电话去问。胡宗南这才开口——“援军再不来我自己也要上去了……”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5）
抗战中胡宗南只打了淞沪、柳林、潼关三战，还差点因为在柳林贻误战机被李宗仁毙了，说来有些丢人。但淞沪的死战，实在是胡宗南闪光的一瞬。
说董其武的传奇，恐怕再有这样长的篇幅也是不够的，印象很深的是在70年代政协作《文史资料总辑》的时候，谈起抗战中的何应钦，董其武依然恭敬地用了一个当时震惊四座的称呼“何应钦总长”。这个称呼让负责人很头疼，于是上报是否应修改，上面倒是很有气度，说董老怎样说，就怎样写。所以，如果现在您去查《文史资料总辑》68或者69期，还可以看到书中董其武的叙述依然是“何应钦总长”。
这倒不是说董其武对何应钦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何应钦对董其武很是不公。这只是显示了中国的旧军人，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坚持。
董武穆，人如其名。
三、 捡来的便宜兄弟“董大班长”
1940年，傅作义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绥西直到五原、陕坝等地，是抗战期间北线国军少有的胜利。一时举国振奋，傅作义派此战功臣，已经升任暂四军军长的董其武到重庆报捷。
抗日功臣到首都，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鲜花掌声。虽然打了胜仗，这一战傅作义部队的装备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负责打援的董其武101师最需要补充。所以董其武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求总部对作战中的损失给予补充，更新装备。这件事，却是拖来拖去，始终没有结果。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始很热情，表示一定全部给补齐，但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逐渐降温，却渐渐面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