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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5）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59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 “。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四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这个 “爱马社”说来颇有来头，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马术运动员西竹一男爵，俱乐部成员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严重的贵族子弟，并且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是促进日本马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西竹一是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1945年以战车第26联队联队长身份在硫磺岛战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热衷于马术，期待着在陆军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获得奥林匹克冠军时的身份是陆军中尉）。
所以，这两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北平当局之所以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来活跃在北平地区的中国地下抵抗组织——抗日杀奸团，先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成员非被捕即逃往重庆，主要负责人军统华北区区书记曾澈被杀。这个组织基本已经没有活动能力，让日军误以为北平的地下抵抗运动已经瓦解；第二，日伪当局为两位特使安排的遛马路线沿线军警机关林立，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随行，以为万无一失。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6）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段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带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这里路西什锦花园为日本华北地区茂川特工总部，后来此案就是这个机关破获），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 ，沙滩到达北海（这里的团城和沙滩红楼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这条路线，今天依然是北京旧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说起来日军的安排是相当有水平。
第二，军统特工为何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的地点。
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呼应了。
军统方面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地点，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军统方面早期的几次成功行动，如刺杨杏佛、刺张敬尧等都是城市狙击，具有这方面较丰富的经验。首先，接到任务后，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张清江带组员张承福、金琅等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两个特使经常公开活动，在公共场合进行刺杀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内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 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