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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高昂，很快肃清了前面道路上企图阻击的“大队”八路军。日军似乎一提八路总是“大队”、“成千上万”，没个数儿，不知道都是哪儿来的那么多八路，撒豆成兵吗？
日军记载中山东的八路、鬼子和汉奸（3）
应该是八路不和日军硬顶的灵活战术吧。我看倒未必是“皇军”多能打，不信你把坦克给八路，给日本兵换两个土造手榴弹咱比划比划。
111大队的指挥官将战报汇报给将军。也许看到战斗顺利，旅团长十分高兴，指示部队迅速前进，以便天黑前和另一支日军会合，并和部下们在村中合影。
合影完毕，大队的指挥官向将军敬礼告别，就在他的手要放下还没有放下的瞬间，村中枪声骤起，旅团长一头栽倒在地……
接着，要上前搀扶的大队副官冈田也被一枪撂倒。
日军慌忙组织反击，控制局面后再看旅团长，头部已经中了三枪……
看来日军攻占村庄的时候搜索不够仔细，村中残存有八路军的散兵。按照日军的推测，八路军的散兵可能发现这伙儿合影的日军正在射程之内，但不知道打谁好，所以一直没有射击。
这有可能，因为八路军穷啊，子弹太少，看不好目标舍不得打吧。
结果合影完了一敬礼，当时就明白谁官儿大了。
问题这八路也太狠了，至少三杆枪瞄那位旅团长大人一个，而且个个神枪手。
难道是余占鳌手下的土匪投了八路？
日本记者后来的描述很浪漫——在旅团长的精神鼓舞下，日军勇往直前，横扫前方的八路，顺利和友军会合。入夜，熊熊篝火之畔，垂死的旅团长突然直起身来，转向东方皇居的方向，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合掌瞑目而逝。一众忠心的部下垂泪为旅团长的冥福祈祷……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三枪打在脑袋上用中国说法，那还不成漏勺了？还能三呼万岁？！我的看法这纯属记者虚构，估计是当时就没气儿了（关于吉川的死，也有记录是负伤后送到医院，死于医院的）。至于击毙吉川的究竟是谁，则没有记载。但是从日军的文献看，也没有抓住狙击手的纪录，应该是打了就跑，溜了。
根据中国方面记载，秀岭之战，实际发生在1945年3月至5月之间。吉川被击毙后，日军不断遭到袭击，补给中断，士气低落，不久撤出根据地，这次讨伐以失败告终。为报复吉川被击毙，日军将附近抓到的中国村民八十余人全部杀害。
讲完击毙日军旅团长，我们下面接着说鬼子学习游击战。
三
话说鬼子让山东八路整惨了，最后忽然思想上冒出了火花——八路整我，我不能用八路的招整美国人吗？这游击战我们头疼，不见得美国人不头疼啊。
事实上，日军这个思路还是挺靠谱的。朝鲜战争中，美军就被志愿军八路式的游击战折腾得晕头转向。
于是，日军决定——为了防御盟军登陆山东，我们要学习游击战，老师呢？就是八路。
要说鬼子够虚心的，在战争中能够迅速认识到对手的优秀之处，并有学习的决心，这一点真值得我们学习。“明治维新”应该说日本人就是这么学出来的，学的把老师都给打了。
但是，向八路学习游击战和明治维新显然不同，不能真找个八路来教吧。一来八路大概不肯教，二来八路狡猾，教着教着把皇军带进伏击圈去怎么办？青木所在的独立讨伐大队就受命在作战中注意收集八路军的相关刊物、资料文献等物，由师团组织分析，并开始在日军中根据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进行相应的训练。
要说还是有些效果的。比如，日军总结，进行游击战，最好的战场是山区，要准备放弃城市，撤进山区和盟军周旋。为此，山东日军进行了大当量的山间徒步行军训练。因为华北日军从开战以来一直有对汽车公路依赖的毛病，如果真打游击战，这肯定不行，要学习八路翻山越岭的本事，所谓“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鬼子也学了个七七八八。1944年末，增援文登作战中日军不用汽车，用徒步行军长途奔袭，避开了八路对公路的封锁，已经有了点儿徒弟打师傅的影子。
但是，日军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法，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最要命的一点，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融入到人民之中，如同鱼入大海，鬼子在中国老百姓中鱼入大海？那怎么可能，怕不等入就变成烤鱼了。
日军记载中山东的八路、鬼子和汉奸（4）
这一点，日军59师团师团长藤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说明他还是有认识的。
日军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具备它进行游击战的条件。所以，日本人虽然很会学习，而且很努力的学习，向八路学游击战，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不过日军进行了很大努力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八路军能够隐入人海无踪影的优点。
为什么前文提到文登呢？因为在描写山东抗日英雄赛时礼的纪实文学《解放文登——伏击战》一文中，有一段八路和日军周旋的过程，正好和青山所写的内容若契若合，只不过没意识到鬼子这样做是在学八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同一次战斗，因为这种事情实在太巧了。
原文怎样写的呢？
我伏击部队严阵以待，大家都翘首远望，注视着视野尽头的公路，争取头一个发现敌人。
好，来了，几个黑点慢慢转过山脚，走走停停，越走越近。
再仔细一看，大家却泄了气：几个人破衣烂衫，肩背粪篓，手拿铁锨，分明是早起出来拾粪的老乡嘛。
那年代没有化肥这一说。农村都是积有机肥。农民经常大早晨背个粪篓子出来拾粪，在胶东农村很常见。
老赛却从这个很常见里看出了不常见：拾粪都是沿着大路拾，来往的骡车、马车、驴车留下的粪蛋沿着公路拣就是了。蹊跷的是这几个人怎么跑到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去拾粪？农民拾粪从来都是低着头看着马路一路走下去，而这几个人却边走边东张西望。
等人再走近点，老赛忽然明白了这几个人哪里不对劲：
头上包着白毛巾！
在陕北、晋中等地，黄土高原上风一刮，弄一头黄土难洗。农民们总是在脑袋上包条白羊肚毛巾。华北平原上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看电影《地道战》好像也有白头巾，只是包法和陕北不同。可是在胶东半岛这里，农民在脑袋上裹手巾，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见。
这几个不伦不类的根本就是鬼子的侦察队！
青木所说的，正是这个白毛巾！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几个白毛巾里面，有一个就是青木的老乡，日军二等兵山下户一。文登失守以后，山下随同撤退的鬼子败退到威海，到医院看望过青木。青木在出发增援文登的作战中中了埋伏，全小队人员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全部阵亡，不过他也挂了点儿彩。山下则得了伤寒。战后两个人都回了日本，这次作战的前后经过，就是山下讲给他的。
青木怎么会写这个战例呢？他是日军战史专家，专攻后勤，《陆军铁帽物语》主要的内容也是讲日军服装、随身装具的优缺点。这里的白毛巾，青木把他归到了日军特殊的被服里面，所以得到了介绍。按照青木的说法，这副打扮出来打仗的山东鬼子，只此一例，后面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背景故事。
话说山下所在的日军守备队守卫山东某城（根据有关文献，应该是文登县城），也响应号召大学八路准备打美国人——当然，也打八路。其中一条就是为了融入当地，学习八路军组织便衣队，扮装中国人。为此，日军组成了便衣侦察队。山东的八路经常便衣活动，让日军防不胜防，日军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也不是人人都改便衣。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时候长相差别不大，外观区别不小——中国人普遍瘦而高，日本人普遍矮而壮。动作习惯也大不一样，中国人喜欢往地下蹲，日本人喜欢弯腰鞠躬。便衣队要求很高，个儿太矮的不要、镶金牙的不要、肚子大的不要、脑子傻的不要……反正是一通挑选，山下和其他二十几名聪明伶俐的日军入选。
日本人办事认真是个优点，便衣队弄了两个汉奸当教练，封闭训练，举止神态都要学中国人，特别是便衣队内部不允许说日本话。
俩汉奸都是当地人，一个叫杨建康，一个叫冯德平（都是音译），平时对日军极为恭顺，日本兵都说他们是“皇军的朋友”，教起鬼子来非常用心。不久，日军就认为侦察队可以出动了。
日军记载中山东的八路、鬼子和汉奸（5）
于是，侦察队就出动参加讨伐，准备偷袭附近的八路军。
没想到第一仗就被“土八路”给打了埋伏，侦察队轻易被识破，二死一伤。
日军马上彻查原因，检查下来啼笑皆非。
原来，日军为这些便衣队员配的服装都是从城门口当地老百姓那里卡来的，五花八门，穿上活像山东农民，但是，却给每一个日本兵配了一顶统一的瓜皮帽！
于是，出去侦察，八路就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拾粪而来，人人头顶一崭新的瓜皮小帽。
捡粪的还买得起瓜皮帽？
如此怪异的一伙人，你要是八路军指挥员看见什么反应？——人妖啊，打！
气急败坏的鬼子下来查——谁的主意？——师团部的命令。
原来，鬼子虽然善于学习，却也有食古不化的一面。日军的条令里面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可光头赤足，违者送军事法庭。
虽然是便衣队，日军师团部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正规军人，必须遵守条令。
怎么办？当然不能戴着日军的军帽出去了，上头让他们自己解决，作后勤的鬼子脑子一短路，就给每个便衣队买了顶瓜皮帽……
鬼子便衣队长和俩汉奸一商量。汉奸说这瓜皮帽都一样当然不行，另外这也不是乡下人的打扮。鬼子说对，得，瓜皮帽不能戴了。
正在这时，守备队的鬼子奉命派部队出城，打通到威海的交通，为撤退做准备，侦察队又必须出动。
其实，我看过日军在豫湘桂作战中出动的便衣队照片，也不是都戴着帽子（也有戴瓜皮帽的）。可见对军令的理解日军各部队有不同的看法，而山东的日军，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按照青木的记述，驻文登的鬼子头儿是一个非常遵守条令的家伙，脑袋像榆木疙瘩，说你不戴瓜皮帽可以，但是脑袋上必须戴点儿东西才行。比如……这鬼子头大概是从山西调来的，说，比如像中国农民那样，围条白毛巾。山西农民头戴白毛巾，可胶东农民从来不是这个打扮啊，他怎么不出去瞧瞧山东农民的打扮？废话，城里瞧得见捡粪的农民吗。城外？我要能随便出城我还用得着便衣队吗？
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音）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