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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重视收集士兵遗体，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
据说喜峰口赵登禹部大刀队有一个发现，那就是日军不怕战死，但怕砍脑袋。理由是日军信佛的多，认为砍了脑袋灵魂无法升天。从日本人切腹自杀要用介错砍头来看，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很可能是大刀队为了鼓舞士气搞的宣传。但日本军队中封建迷信比较流行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日军战死后多火葬，并有相当隆重的祭祀仪式。
可是战场上往往形势瞬息万变，也有来不及带整个尸体下来的情况，这时候日军也有权变之法。参加衡阳会战的日军对此曾有记录。
此战方先觉第十军守衡阳42天，虽然最终失利，但日军也只是惨胜，伤亡极大，只是抱着“各地战场纷纷失利，打通大陆交通线是帝国唯一希望”的信念，才拼将下来。说豫湘桂大会战一般的看法总是讲国民党大溃败，其实大溃败的原因也并不全是国民党腐败无能，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此战日军心态不同。要知道前面中日两军的作战，无论徐州还是武汉，日军的目的都是取得胜利，迫使中国方面投降，属于“建功立业”。而豫湘桂作战时，日军虽然整体训练素质有所下降，但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接近绝望，此次作战目的是为了为日本帝国打开一条生路，属于“情急拼命”，其战斗力的发挥自然有所不同。
日军对衡阳会战的记载中，最初在前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是完整带回，在后方火化装殓。然而，到第二次衡阳攻击战，湖南公路多被中国方面预先破坏，日军运输补给能力已近极限，没有多余的运力从前线运送尸体下来，于是只能砍一只手带回来，再后来，就只能砍一根手指，甚至只能是一节手指了。之所以坚持这个仪式，是考虑战死官兵的灵魂，可以通过这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返回故里。但这只是万不得已时候的做法。
所以，这次关东军撤退之狼狈可见一斑。按照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传统，和八路军作战中，即便形势险恶，总是要把战友的尸体带走的，他们也一直做得不错。事后总结关东军这次失利，独混第八旅团方面除了提到关东军战法呆板、不熟悉八路军战术、警惕性不够高以外，就提到其战友情谊不足，怎么能把战友的尸体丢掉逃走呢？这样绝情怎能精诚意一，发挥战斗力呢？
独混第八旅团认为它的一个小队能救出两千关东军，关键就在于其老兵在几年和八路军的恶斗中养成的决不放弃战友，相互默契信任的配合。
其实独混第八旅团内部也未必真的那么融洽。同一章节，为了说明独混第八旅团战斗力强劲的原因，提到其训练的严苛，就讲到有初年兵患肺炎卧床，被伍长认为不够坚强，强行叫起来进行拼刺训练，导致死亡的例子。对此，日军还振振有词的称为“自然淘汰”，只有这样严苛的训练，才能保障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全。
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6）
抛开日军的看法不说，从关东军仅仅带着战友手指退却的情况，就可以断定，马家峪之战的结局，并非如独混第八旅团所说的“解围”，而是来接应的日军带了关东军脱离战场“逃跑”而已。这逃跑，恐怕还是八路军放水，否则，援救的“二十四勇士”也不会一个负伤的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八路的意图就是赶跑（或者说吓跑）日军，目标则瞄上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掷弹筒和歪把子。
书中提到，日军此战“丢失兵器甚多”，只不过由于急行军没有携带重武器，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看来土八路此战捞了不少油水。日军联队长因此得到军部意外的奖励——陆军省出船票让其回国了。
此战，或许有人会认为八路军没有全歼日军，而只夺取了日军武器，是一个不成功的作战。然而，细细观察当时战场情况，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假如八路军有足够兵力，全歼这伙日军自然是最完满的结局。但在当时冀热辽军区的建制中，尚没有能够歼灭一个联队日军的足够兵力。有朋友认为，此战在八路军的纪录中，可能是1943年5月的宽城子伏击战。假如是那样，参战部队只有十三团的半个团。（我个人对此存疑，因为宽城子伏击战虽然也打的是关东军，却是成建制的一个中队，结局是全歼，时间和战斗过程有些对不上。）日军损失惨重只是一开始被打懵了，如果日军清醒过来，只要集中一个大队的兵力来固守反击，八路军方面一时半会很难啃动这块骨头，这是华北历次和日军作战的经验证明了的。地形虽然有利，但抵消不了双方整体的装备差别，而且关东军毕竟不是吃素的，有个个都是神枪手之说，硬碰硬未必那样好拿下。
这种时候，既然吃不下，索性利用日军不明虚实的心理，虚张声势，将其吓跑。日军慌不择路，仓促间保命要紧，丢下来不及拿的枪支弹药给八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后来李运昌所部到了东北抢好装备抢得其他部队眼睛都绿了的记载看，此人对这些油光光的机关枪有着特殊的偏爱。
记得小时候看《古生物世界》，里面提到北京猿人的打猎方法非常独特，是尾随剑齿虎一类猛兽，等它们扑倒咬死了鹿或者野猪，就一哄而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并挥舞火把。这种时候多半剑齿虎会被吓跑。于是，北京猿人就可以吃鹿肉了。
看来，如果日军醒悟到八路李运昌是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战术来对付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中风。
遭袭击日军联队的番号，《兵队的陆军史》中为了保护其面子未予说明，这也是因为这一节主要是介绍独混第八旅团的“光辉”作战经验。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始终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挨揍的关东军到底是哪支部队。不过，查到关东军主力25师团（九州部队）第40鸟取联队联队长松浦诚之大佐1944年7月被召回国转入预备役。以日军习惯，只有犯了大错误，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一条信息，与马家峪之战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二．潘家峪的复仇之战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大屠杀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358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1943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1943年8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7）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对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老乡整排整排地都倒了下去。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303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1100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27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27师团参谋田辺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蔵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辺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山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辺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山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田辺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令他大开眼界的是，吃着饭的李运昌认真看完报告，把嘴一抹，很兵痞地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