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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不可解矣。
其书分四篇：一曰世编，二曰疆里，三曰壤则，四曰建置。世编用编年体，
仿《春秋》书法，实为妄诞不根。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
云：“书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书云：“黄帝逐荤粥。”
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郡也。”又大书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於首
阳，封召公姡ъ堆啵已喾帧！贝私猿率显啵滞恢币恍Α！洞呵铩罚彻�
之书，臣子措辞，义有内外，故称鲁为我，非特别於他国之君。且鲁史既以国名，
则书中自不便於书国为鲁，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县之世，天下统於一尊，珥
笔为州县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传经，出於经师授受，隐微
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
有前人隐义，待己阐明，而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
酬酢乎？且刘氏《史通》，尝论《晋纪》及《汉晋春秋》，力诋前人摩拟无端，
称我与假设问答，俱在所斥。陈氏号为通博，独未之窥乎？国史且然，况州县志
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纰缪。殷祀周年，两不相蒙。《洪范》为箕子陈畴，
书法变例，非正称也。陈氏为夷齐之故，而改年称祀，其下与封召公，同蒙其文，
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且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
绝粒殉命之谓也。大书识其年岁，不傎甚乎？即此数端，尚待窥其馀乎？
其世编分目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兴。其称我朝者，终於世宗
嘉靖二十八年；其题中兴者，断始嘉靖二十九年，实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
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胜概，曰风俗，曰往迹。壤则之目有七：曰户口，
曰田赋，曰盐法，曰物产，曰马政，曰兵政，曰驿传。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
曰署廨，曰儒学，曰仓库，曰铺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楼阁，曰桥渡，曰秩祀，
曰寺观。而官师人物，科目选举，俱在编年之内。官师则大书年月，某官某人来
任；其人有可称者，即仿《左传》之例，注其行实於下。科目则曰，某贡於学，
某举於乡，其中某榜进士；其有可称者，亦同官师之例，无则阙之。孝义节烈之
得旌者，书於受旌之日。而闇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与夫节孝之妇，贞
淑之女，偶不及旌，则无入志之例矣。
尤有异者，侯君续陈之志，於明万历四十七年，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
己未，分注前明年号於下；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
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图；国朝史笔，於书明事，不关於正朔者，并不斥去天
启、崇祯年号。藉曰臣子之义，内本朝而外前明，则既书天命年号於上，事之在
前明者，必当加明字以别之；庶使阅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冯运泰乃明
之进士，林应聚乃明之知州，隶於本朝年号之下，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是直以
明之进士知州，为本朝之科第职官，不亦诬乎！至《滦志》标题，亦甚庸妄。滦
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称《滦志》，则阅题签者，疑为滦水志
矣。然《明·艺文志》以陈士元撰为《滦州志》，则题删州字，或侯绍岐之所为。
要以全书观之，此等尚属细事，不足责也。
○书灵寿县志后
书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
辞可也。平湖陆氏陇其，理学名儒，何可轻议？然不甚深於史学。所撰《灵寿县
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则重陆之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
人，因重其书，以谓志家之所矜式，则耳食矣。余按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
曰地理，纪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产，六曰田赋，
七曰官师，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
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均合於一，则所分
卷数，亦无义例者也。其书大率简略，而田赋独详，可谓知所重矣。《叙例》皆
云：“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竞。”尤为仁人恺悌
之言。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陈请於上，有所兴废於其县者，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
终编。其兴废条议，固切实有用；其论修志例，则迂错而无当矣。余惧世人徇名
而忘其实也，不得不辨析於后。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纪事谬矣。纪
事，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编年而书，是於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纪事
可附地理，则《舜典》可附於《禹贡》，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书事贵於简
而有法；似此依附，简则简矣，岂可以为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
在人，不在於坊，其说则迂诞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无藉书志以详，亦莫如孔
子，以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则阙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犹
学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为别有所重而不
载，是学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观删而不载，
以谓辟邪崇正，亦迂而无当也。《春秋》重兴作，凡不当作而作者，莫不详书，
所以示鉴戒也。如陆氏说，则但须削去其文，以为辟邪崇正，千百载后，谁复知
其为邪而辟之耶？况寺观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传，可求古事，不当削者一也。
僧道之官，定於国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领必有其徒，不当削者二也。水旱
之有祈祷，灾荒之有赈济，弃婴之有收养，先贤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择寺
观以为公所，多遴僧道以为典守，於事大有所赖，往往见於章奏文移，未尝害於
治体；是寺观僧道之类，昔人以崇异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复生，因势利
导，必有所以区处，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陆氏以削而不载，示其卫道，
何所见之隘乎？官师选举，止详本朝，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则尤谬矣。旧志
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为断，已是旧志之陋；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
今陆氏明见旧志，而删其名姓，其无理不待辨矣。自古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
诸侯，理势然也。方志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当著其出处，不可列为人物，
此说前人亦屡议之，而其说讫不能定。其实列人物者，谬也。姑无论理势当否，
试问人物之例，统载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则修京兆志者，
当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问而知其不可。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殊为不谨严
也。
至於篇末，与傅维云议，其初不过所见有偏，及往复再辨，而强辞不准於情
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维云
则谓“三代以上圣贤，事已见经籍者，史迁仍入《史记》，史迁所叙孝武前事，
班固仍入《汉书》；不以他见而遂略。前人史传文集，荒僻小县，人罕尽见，艺
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僖祖庙议》，不当刊削。”其说是也。陆氏乃
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过於孔子。《左传》於孔子之事，不如
叔向、子产之详，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产之多；相鲁适楚，删书正乐，事
之章章於万世者，曾不一见；《孝经》、《论语》，《文言》、《系辞》，昭昭
於万世者，曾不一见。以孔子万世圣人，不必沾沾称述於一书，所以尊孔子也。”
此则非陆氏之本意，因穷於措辞，故为大言，以气盖人，而不顾其理之安，依然
诋毁阳明习气矣。《左传》乃裁取国史为之，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义与《春秋》
相为经纬。子产、叔向，贤而有文，又当国最久，故晋郑之事，多涉二人言行，
非故详也，关一国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时，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
之田，是与国事相关，何尝不详载乎？其奔走四方，与设教洙泗，事与国政无关，
左氏编年附经，其体径直，非如后史纪传之体，可以特著道学、儒林、文苑等传，
曲折而书，因人加重者也。虽欲独详孔子，其道无由，岂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谓
《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入《左传》，亦为左氏之尊孔子，
其曲谬与前说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说，以不载为尊，则帝典之载尧舜，谟
贡之载大禹，是史臣不尊尧、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诗人不尊周先
王也；孔子删述《诗》、《书》，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说尚可通乎？且动
以孔子为拟，尤学究压人故习。试问陆氏修志初心，其视乐毅、曹彬、韩维诸人，
岂谓足以当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传赞》有云：“吾读《管子》、《牧民》、《山高》、
《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可见世所有者，不必详也。此说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盖重在轶事，
故为是言。且诸子著书，亦不能尽裁入传，韩非载其《说难》，又岂因其书为世
所有而不载耶？文入史传，与入方志艺文，其事又异。史传本记事之文，故裁取
须严；而方志艺文，虽为俗例滥入诗文，然其法既宽，自可裁优而入选也。必欲
两全而无遗憾，余别有义例，此不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