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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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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
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
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
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
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
圆而神,班则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
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
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
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
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
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也。《伯夷列传》,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
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
《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
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
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
(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
《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
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
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
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
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
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
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
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
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
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
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
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
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
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
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
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
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
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
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
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
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
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
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
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
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
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
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
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
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
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
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
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
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
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
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
《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
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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