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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收容院座落在约克城外一英里远的景色宜人的乡间。它绝不会使人想到监狱，而会使人想到一个大农场。它周围是一片有围墙的大花园，没有铁门，没有铁窗。
下面这则解放比塞特尔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十分著名的。皮内尔决定解除牢房中犯人的手铐脚镣。一天，库通（Couthon）到该院视察，了解是否有隐藏的嫌疑犯。当其他人看到这位“被人搀扶着的残疾人”而胆战心惊时，皮内尔却勇敢地走上前去。这是大智大勇的慈善家与瘫痪的怪物之间的一次较量。“皮内尔把他直接带到精神错乱者的区域。牢房的情况给他留下痛苦的印象，他要询问所有的病人。但是多数病人只是污辱和谩骂。继续询问已无意义。他转身向皮内尔：‘公民，你要给这些野兽解开锁链，是不是发疯了？’皮内尔平静地回答；‘公民，我相信，这些疯人之所以难以对付，仅仅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新鲜空气和自由。’
“好吧，你可以按你的愿望处置他们，但是我恐怕你会成为自己想法的牺牲品。”说完，库通就被扶上马车。他一走，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伟大的慈善家（指皮内尔）马上就开始工作。”
这些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想像成分：在图克的收容院里有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因此病人心灵的亢奋和头脑的紊乱便逐渐被平息了；皮内尔头脑清晰，意志坚定，他用一句话或一个手势就能制服两个紧逼过来向他咆哮的野兽般的疯人；皮内尔的智慧能够在胡言乱语的病人和嗜杀成性的国民公会成员之间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这些形象带有传奇色彩，广为流传，至今不衰。
关于皮内尔和图克的传说带有神话色彩。19世纪的精神病学认为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这些神话背后有一种运作，或者说有一系列的运作。这些运作不声不响地组织起疯入院的世界，治疗方法以及对疯癫的具体体验。
首先是图克的行动。由于这种行动与皮内尔的行动是同步的，而且由于他因获得整个“博爱”潮流的拥护而闻名，因此他的行动被视为一种“解放”行为。但实际情况则大相径庭：“……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也能观察到，我们社会中的个人蒙受着重大损失，因为照管他们的人不仅完全不懂我们的原则，而且还常常把他们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沉溺于不健康的语言和招致非议的活动。在病人恢复理智后，这种情况似乎还经常对他们的头脑留下无益的影响，使他们疏离他们过去的宗教情感，甚至使他们染上原来没有的恶习。”休养院应成为一个实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通过隔离在疯癫周围重建一个尽可能类似公谊会教友社区的环境。这样做出于两个理由。首先，邪恶的景象是造成每一个敏感的心灵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惧、仇恨、厌恶等各种强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而这些情感都能引发和加重疯癫。“下述想法录十分正确的，即在大型公共收容所里，不加区别地将具有对立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礼仪的人混在一起，将放荡者和有道德的人混在一起，将亵渎林灵的人和严肃认真的人混在一起，会阻碍病人恢复理智，并且会加重病人的忧郁情绪和厌世思想。但是，主要的理由则在于，宗教能够发挥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约的双重作用，因为一方面它在世代相传的习俗中、在教育中，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化为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商它同时又是一种稳定的强制源泉。它既具有自发性，又具有强制性。在这种意义上，当理性丧失时，它是唯一能够抗拒疯癫的无节制狂暴的力量；它的戒律“只要已经强烈地浸透进入的早年生活，……就会变成与人的自然本性一样。即便在精神错乱的指妄状态下，人也经常能感受到它的制约力量。强化宗教原则对精神病人思想的影响，被认为如同一种治疗手段一样，具有重大疗效。”‘即在精神错乱的辩证法中，理性隐藏起来但并未自我废除，宗教便构成了那种不可能变疯的成分的具体形式。它负载着理性中不可战胜的成分，负载着在疯癫背后继续存在的准自然本性，并在疯癫周围构成一种具有稳定吸引力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当病人处于神智清醒的间隙或康复状态时，会喜欢周围那些有相同习惯和见解的人组成的社会”。宗教在疯癫出现时保护着理性的古老奥秘，从而使早在古典时期就来势凶猛的约束变得更紧、更直接。在古典时期，宗教和道德环境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结果使疯癫受到控制，但未能治愈。但是在休养所里，宗教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疯癫中都有理性存在。这种活动使人从精神错乱恢复到健康状态。宗教隔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它并不是试图保护病人免受非公谊会教友的有害影响，而是要把精神错乱的人单独置于一种道德环境中，让他与自己及环境展开争论。由于给他造成了一种不受保护的环境，使他不断地受到“戒律”和“越轨”的困扰，因而总是处于焦虑状态。
“精神错乱很少能减轻恐惧，因此，恐惧原则被认为在管理病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恐惧是精神病院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如果我们记起禁闭的恐怖，那么毫无疑问，恐惧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但是，禁闭的恐怖是从外面包围着疯癫，标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双重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它在理性和疯癫之间活动，从中斡旋，寻求双方的共同点，借此将双方联系在一起。一度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时期疏离疯癫的最明显标志，而现在恐惧则具有消除疏离的力量。这使它能恢复疯癫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间的原始共谋关系。它重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互性。现在疯癫不再会引起恐惧。它自己因我韩子立而感到恐惧，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
图克曾经讲述他如何在休养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此人很年轻，力大无比。他发作起来使周围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惊恐不已。他被送到休养院时被铁链捆绑着，带着手铐，衣服也被绳子缠紧。他一入院，所有的镣铐都被去掉。他被允许与看护一起进餐。他的亢奋状态立刻就平息了；“他的注意力被新处境吸引住了。”他被带到自己的房间；看护向他解释，休养院中的一切都是根据如何使每一位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尽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只要他不违反院规或一般的道德准则，他就不会受到任何强制。看护声明，虽然他有强制手段，但他并不愿使用。“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自己受到善意的对待。他承诺克制自己。”他有时依然会狂呼乱喊，使其他病人受到惊吓。看护就提醒他在入院第一天对他的警告和他自己的承诺，如果他不克制自己，那他就要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病人听了会更加亢奋，但很快就渐趋平静。“他会很注意地倾听这位友好的谈话者的劝说和理由。在谈话之后，病人通常有几天或一个星期比较好。”4个月后，他完全康复，离开了休养院。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直接感受到恐惧，但他不是通过刑具而是通过谈话了解恐惧的。这里不仅对超出界限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标出了一个受到赞扬的简单责任范围，在此范围内任何疯癫表现都将受到惩罚。于是，一度把离轨和非理性联系起来的模糊的罪意观念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原初有理性的人，疯人不再为成为疯人而有负罪感。但是作为一个疯人，他在内心深处应该对可能造成道德和社会骚扰的一切事情感到负有道德责任，应该认为由自己而不是别人来承担所受的惩罚。确定罪责不再是通行于疯人和一般健康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是每个疯人与其看护相互依存的具体方式，是疯人必须具有的对自己疯癫状况的认识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价人们赋予图克工作的意义：解放精神病人。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这些仅仅是一些辩护之词。实际的操作则大相径庭。实际上，在图克创立的休养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癫引起的无限制的恐怖；恐惧不再是监狱大门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义下肆虐。图克把束缚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转移到疯癫者的内心。诚然，休养院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它的做法比惩罚还厉害。它把那种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一种与看护的单向关系，使罪过成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识，一种对疯人的生存状态的治疗干涉。换言之，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说疯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老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这种转变过程在劳动和观察活动中都可能完成。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处在一个公谊会教友世界。在这里，上帝赐福的标志就是人的事业成功。正如在图克的休养院里一样，工作首先是以“道德治疗”的面目出现的。工作本身的强制力优于一切肉体强制方式。因为在工作时必须服从规定的工作时间，集中注意力，并负有做出某种成果的职责，这就使病人不能胡思乱想，否则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工作还使病人进入一个责任系统。“有规律的工作或许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从道德和身体两方面看，那些有足够的运动量的工作无疑是效果最佳的。它们最适合病人来做，而且最能阻止病人的幻觉。”通过工作，人便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规定的秩序中，使自己的自由服从道德和现实的法规。脑力劳动不应受到否定。但是，应该绝对严格地排除一切幻想活动，因为它们与激情、欲望以及各种诱委幻觉有联系。相反，研究什么是自然界中永恒的东西，什么是最符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东西，就能最有效地缩小疯人的无节制自由，并使他去发现自己的各种责任。“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来调动精神病人的大脑。”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产意义。它仅仅是一种强加的道德控制。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们服从秩序和承担责任。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过度自由的头脑恢复正常，而肉体强制仅仅能在表面上限制这种自由。
比劳动和他人的观察更有效的是图克所谓的“希望受尊敬的需求”。“人的思想中的这一原则尽管常常是隐秘的，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一般行为方式。它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交际圈时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古典时期的禁闭中，疯人也很容易受到观察，但是这种观察基本上不是观察他本人，而仅仅是观察他的可怕外表和显露出来的兽性。这种观察至少包括一种相互性，因为正常人像照镜子一样，在疯人身上看到自己即将面临的衰亡。而图克提出的观察是精神病院活动的一个重要成分。它更加深入，但它的相互性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