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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蕾斯·拉甘》一样，《玛德莱娜·费拉》也是通过男女三角关系反映道德上的污点与失足引起的心理变态，在作品中，生理因素也作为人的行动和心理发展的动因和基础。但 《玛德莱娜·费拉》更加侧重于生理与心理的分裂和冲突的研究。玛德莱娜与戴蕾斯相同的地方，是她们都健壮，都有强烈的性生理要求，这种肉的欲望使她们都犯下了道德过失。但玛德莱娜又有与戴蕾斯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从母亲那里遗传得到了温柔和软弱的性格，这使她努力从感情上去热爱自己的丈夫，尽力保持家庭的和美，拼命压抑自己肉体的冲动，使自己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一旦犯下道德的过失，这种道德的倾向又使她对自己的过失更加谴责。最后陷于这种无法解脱的矛盾时，这种灵魂对肉欲的谴责又成为她自杀最直接的原因。由于对玛德莱娜这种灵与肉的矛盾的刻画，《玛德莱娜·费拉》比《戴蕾斯·拉甘》体现出了更加丰富的道德意味。玛德莱娜不象戴蕾斯，她几乎从来就没有放纵过自己的性欲，而是尽一切可能用理智对性欲加以控制，这种控制的失败造成了玛德莱娜的毁灭，这就更加警醒地突出了小说的道德劝戒的意义。
左拉在这部小说中继续沿着自然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在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生理问题，其中主要是隔代遗代的问题，这使他在一段时间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学习不久前才由达尔文的 《物种的起源》所引起的进化科学之中，1886年，他花了8个月时间在帝国图书馆攻读了许多生理学著作。在 《玛德莱娜·费拉》这部小说里，左拉第一次应用了吕卡思医生的感染原理，按照这种生理学观点，一个少女一旦与第一个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就永远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体内浸透了他的存在，无论怎样想要摆脱也只是徒劳。这使玛德莱娜的悲剧笼罩了一层神密的命运一般的色彩。
《玛德莱娜·费拉》最先以《耻辱》为名，一段段地在《大事报》上连载发表，在读者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骚动。检查官又一次干涉，指责左拉的小说伤风败俗，报纸不得不中途停止刊载这部小说。左拉对此毫不示弱，他把整部小说印成单行本出版，表示了对庸俗的检查当局的最大轻蔑。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把生活的真实揭示给人看，他说：“如果我们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掀出来很多丑恶的东西，那是想让人们有所畏惧，让人们改过知非。”但这种艺术家的愿望，当然是与只想摆出道貌岸然的面孔粉饰太平的第二帝国当局是格格不入的。但左拉却看得很清楚，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只身闯入了巴黎社会之中，他非常了解贫困和饥饿的滋味，他清楚地知道，在第二国看似强盛的外壳底下，在法国首都灯红酒绿的繁华背后，法国和巴黎还有另一个世界，那里有面如土色的人群，鄙陋愚昧的风俗，昏暗的工厂、堆栈和办公室，那沉浸在黑夜深处的贫穷，煤汽灯下徘徊的妓女，酒店中那些在酒精中寻求麻醉和遗忘的工人们，……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描写这一切，要让人们正视这个世界，从而改造这个世界。
构建宏伟的艺术大厦
左拉所要描写的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时期之一。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腓利普王朝之后，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被民众盲目地选举为总统。虽然他曾宣誓效忠于共和宪法，但他却利用人民心中的拿破仑迷信和革命党人的弱点积极准备独裁政治。在经过三年阴谋策划和积聚力量之后，他终于在1851年12月用武力解散了议会，大批拘捕共和党人。这次政变虽然遭到全国各地共和党人的护法反抗，特别是南方各地，暴发了激烈的内战，但终于被路易·波拿巴一一平定，独裁政治终于实现。第二年，即1852年，路易·波拿巴称帝，自称拿破仑三世，他的统治时期，称为“第二帝国”。这个时期，拿破仑三世在政治上实行独裁高压，虚伪地宣称要维护法国的传统道德，对先进的生产力和富有革命性的共和党人进行压制，努力维护法国的小农封建生产方式。在独裁统治下，工人阶段生活环境更加恶化，资产阶段也因其发展受到压制而不满，上流社会到处弥漫着淫荡侈糜之风，贫富更加悬殊，社会矛盾愈来愈深刻。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掩盖社会矛盾，拿破仑选择了对外军事冒险，于1870年对普鲁士宣战，妄想通过战争加强国内统治，进而称霸欧洲。同年9月，他被普鲁士军队包围在色当城，怯懦地宣告投降，第二帝国崩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第二帝国时代是一个反动的时期，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在贫困和压迫中觉醒的时代。
为了全面地反映这样一个时代的生活，左拉意识到他需要构筑一个宏伟的框架。从1886年开始，他开始着手计划写一部同样人物的连续性的大作品。想通过一个家庭的几代成员的不同的生活和遭遇，构成他称之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宠大建筑。
为什么左拉的宏传计划要从家族的考虑入手呢？这必须从吕卡思医生的遗传学理论和克洛德·贝纳尔的实验观点对左拉的影响谈起。左拉是一个非常重视独创性的作家，他从自己对文学的深入思考出发，提出文学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前进，而这发展前进的基础就应当是那个时代的科学。他认为，前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是建筑在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上，而在他的这个时代，科学的发展是以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为标志的。文学不仅仅应该引入科学的理论，更应该由科学来确定。文学家的作用，就是在其创作实践中实验科学的原理，是小说家借助观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真正实验。文学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科学家们决定从物体和现象出发，以实验为基础，通过分析进行工作，这时候，科学家实践着自然主义；而文学家用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析，对现实进行描写和刻画，也同科学的解剖和分析别无二致。因此，作家用不着强调灵感、想象和激情，只用科学的态度，让人物在环境中自己去发展，作家只应该密切观察和注视着人物的发展，并将这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
这就是左拉从贝纳尔的 《实验医学研究导论》那里受到启发提出来的文学创作理论。
1850年，法国医生吕卡思发表了他的《对遗传的哲理与生理考察》，这部有 1600多页的大书引用大量病例证明很粗糙肤浅的遗传学理论，他认为人的行为和性格中有深层的遗传影响，人的天性的形成，或者是通过模仿，或者是通过创造，先天性可以解释与遗传性相反的事实，如父子的差异等，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两者互相均衡又相互矛盾对立，引起了遗传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理论今天已随着遗传学研究的深入证明了有多么不准确和谬误，但在当时却深深影响着左拉。左拉认定，人的生理条件是人的“内部环境”，人这架机器的运转，他的思想、爱欲、理智和疯狂全由生理器官控制着，在内部环境影响下发生作用，而这内部环境与生理条件又是与遗传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遗传问题对于人的精神和感情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当然，他也同时承认“外部环境”，这“外部环境”主要就是指的“社会环境”，而小说家就是应该研究这种内外环境的交互作用，他认定：“构成实验小说的几个因素，就是依照生理学将给我们说明的那样，展示在遗传和周围环境影响下，人的精神行为和肉体行为的关系；然后表现生活在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变这种环境，他自身在其中也不断发生变化。”
按照这种观点，从遗传学出发，构筑“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大厦，当然就是符合逻辑了。
巴尔扎克写他的《人间喜剧》是在已经写出了大部分小说作品这之后，才有了写作计划；可是左拉在他的大厦动工之前就事先设计蓝图，拟定计划，安排人物，确定小说情节活动的范围，并画出了小说所要叙述的那个家族的世系图。他为他的这个大建筑命名为 《鲁贡·马加尔家族》。
鲁贡·马加尔家族包括了5个世代。第一代3个人物：阿戴拉意德·福格，他生于1768年，在1786年嫁给了园丁鲁贡，鲁贡既鲁钝又安静，阿戴拉意德与他生有一个儿子彼埃尔。鲁贡死后，阿戴拉意德与私货贩子马加尔同居，马加尔是一个神经很不稳定而且酗酒的人，阿戴拉意德跟他在1789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安图瓦，1791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于尔絮。阿戴拉意德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痉挛症，1851年因外孙被杀死后神经失常住进疯人院，在那里，她一直活到105岁。
第二代里面有3个代表人物，第1个是彼埃尔·鲁贡（1787—1870），是阿戴拉意德与园丁鲁贡所生的儿子，他承接了父母的常态，精神正常，当过油商和税务官，1810年与一个健康女子结婚，有子女5人。第2个，安图瓦·加马尔 （1789—1873），是阿戴拉意德与马加尔所生的儿子，他身上父亲的遗传占优势，本人也酗酒，他以编柳条筐为生，与一女菜贩结婚，共生有3个子女。他后来死于酒精中毒。第3个，于尔絮·马加尔 （1791—1840），阿戴拉意德与马加尔所生的女儿，生有肺痨病，1810年与身心都很健康的制帽工人穆雷结婚，有3个儿女。
第3代共有11个人。一、欧仁·鲁贡（1811—），彼埃尔·鲁贡的长子，他身上，母亲遗传占优势，曾任第二帝国大臣。二、巴斯加·鲁贡 （1813—1873），彼埃尔·鲁贡的次子，是医生，他与其侄女克罗第德·鲁贡结合，生有一个遗腹子。三、阿里斯第德·鲁贡 （1815—），是彼埃尔·鲁贡的幼子，他从小职员干起，后来成为巴黎的大银行家，改姓萨加尔，他从婚姻得到一子一女，后来又与一女工生有一个私生子。在他身上，父亲遗传和母性遗传分别在性格和外貌上占有优势，按吕卡思医生的分类，属于镕接性的混血类型。四、西多妮·鲁贡（1818—），彼埃尔·鲁贡的长女，嫁给一个法律助理，丈夫死后又与一个不知名的男子通奸生了一个私生女，寄养于育婴堂，她本人曾当过经纪人和掮客，后来成为一个修道者。五、玛尔特·鲁贡 （1820—1864），彼埃尔·鲁贡的幼女，与表兄穆雷结婚，生有3个子女，由于隔代遗传，她身上表现出阿戴拉意德的遗传特征，后死于歇斯底里症。六、莉莎·马加尔（1877—1863），安图瓦·马加尔的长女，嫁给健康的格尼，生有一女。她是猪肉商，菜市场的女店主。七、绮尔维丝·马加尔（1828—1869），安图瓦·马加尔的幼女，先与二流子朗第耶同居，生有3子，被朗第耶遗弃后，与工人古波结婚，古波家有酗酒史，绮尔维丝与古波又生有一女。绮尔维丝在巴黎当过洗衣工、洗衣店主，后因酗酒潦倒死去。八、约翰·马加尔 （1831—），安图瓦·马加尔的幼子，当过工人、农民，后应征入伍，结过两次婚，无病态。九、法朗斯瓦·穆雷 （1817—1864），于尔絮·马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