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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20年代，现在已
有英文译本。⑤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
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
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
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 《元代的蒙文译著》。
②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③ ＇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④ ＇858＇萧启庆：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 《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⑤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注 （洛杉矶，196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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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
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
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
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
（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
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
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
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
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
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
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
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
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
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
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
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
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
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
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
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 （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
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
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
辇还京师 （南京）。
巳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
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①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
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
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
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
①
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庚
②
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埃里希·海涅什 《两个王朝的
③
灭亡》 的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
①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 年版）。
② ＇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 年版）。
③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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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G。
④
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
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
⑤
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在中国大陆有周清
澍的书目。⑥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
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
①
明之建立》的长文。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
②
组出版的期刊是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
③
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因为元后期的研究
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
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个是
《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一个是《明史研究》。
④ ＇136＇傅海波：《13—14 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
（伦敦，1961 年版），第115—134 页。
⑤ 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 年版）。
⑥ ＇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 年版）。
① ＇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②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
③ 《元史论丛》，元史研究会编（北京，中华书局），第1 辑，1982 年；第2 辑，1983 年；第3 辑，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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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
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
④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
⑤
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
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
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
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
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
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
①
语序的汉译”。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
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
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
②
成白话的汉文。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
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苏
联语言学家I。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
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
③
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 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廉二出版了两卷本的
《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
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
文的语言形式。④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
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
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
①
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 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1291年的法
②
典《至元新格》。
④ 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55—56 页 （《元典章》）；第16—17 页 （《通制条格》）。亦见陈高
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 年版）第311—353 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
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 — 5页的介绍文章。
⑤ 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做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 辑（1986 年），
第177—194 页，特别是第178—183 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 《现存〈元史〉简论》。
①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② 见＇552＇杨联陞的专论： 《〈元典章〉研究》。
③ ＇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 年版）。
④ ＇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 卷 （京都，1964 年、1972 版）。在第1 卷前附的文章是，
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