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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血汗所得
供献做一部的牺牲
培养它横逆的威权
增长它凶恶的势力
只尝着生活的苦痛
丧尽了乐生的希望
——（《生活》）
如此恶劣的“世间”，还不让人感到愤怒吗？
农民辛苦劳作，本应有温饱的生活，可常常要遭受意想不到的天灾之害，用台湾土语写成的《农民叹》就揭示了这一现象：只刮了三天风，就断送了原本长势良好的晚稻，“旱季患虫害／甚者家已破／稳冬复失收／丧本无田作”。一年两季灾害，农民连种田的本钱都没有了。天灾是不可抗的自然力，但天灾频仍无人组织预防、抵抗、补救，一遇灾害农民就要破家，这本身就是政府的罪过；而殖民政府不但不救灾、扶民，而且与地主阶级一道，拼命在一无所获的农民头上搜刮。《农民谣》就描写了这样的现实：农民在遭受了水旱相继惩威的灾害之后，收获只有四成，“这只足，地主租额”，刚刚晒干簸净，地主就赶到了，悉数拖走，农民只剩下些瘪谷稻壳，吃这些也维持不到年底，蔬菜猪肉布匹统统买不起，可他们还要面对：
（七）
期限要过，
当头当尽，
纳不完，官厅租税，
又被他
收税官、
来催促、
骇怕得、真像犯着罪。
（八）
农会豆粕，
圳务水银，
怎参详、也不允准，
差押官
牵去牛、
拿去猪、
鸡鸭鹅、一齐拢总去。
赖和悲愤地叹道：
不勤不俭，
怕受饥寒，
几年来、勤勤俭俭，
也依然
妻不饱、
儿不暖、
自叹命、受苦敢谁怨。
不仅农民如此，其他职业的劳动人民同样生活无着，饱受摧残。《新乐府》中写道：
…………
街头有小贩，赚食真可怜，
一见警察官，奔走各纷然；
行商如做贼，拿着便要罚，
小可讲情理，手括再脚跶。
…………
做点小生意糊口，如同做贼一样，遇着警察赶紧逃跑，不然被抓着就要罚款，稍微辩解几句，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比天灾还可怕的“人祸”，简直把百姓逼到绝路上去了。统治当局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肆意妄为，这在长诗《流离曲》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流离曲》是针对官方实施“退职官拂下无断开垦地”而创作的。这一事件发生在1925年到1926年之间。1923年，伊泽多喜男任台湾总督。到职前他在东京于《朝日新闻》上发表其治台抱负，其中有句话大意是，统治不以十五万内地（日本）人而以三百六十万台湾人为对象。在台湾人听来，这只是比较公允而已，算不了什么，但素来自觉得高高在上与台湾人有天壤之别的在台日本人，竟因此悲愤慷慨，引为奇耻大辱，并曲解其义，诬为袒护台湾人排斥日本人。伊泽总督为平息众怒，采取了贿和政策，拂下（放领）所谓原野地给三百七十名退休官吏（均为日本人）。这样一来，就强行夺走了农民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水田和旱地。这些地有不少原本就是开垦者所有的“溪边田”，遇洪水流失复又开垦成良田。当初，面对一片片乱石荒滩，地方官明告开垦者们说：“将来一定使你们承购，可安心耕作”，不但勉励有加，并且接受他们申请承购的呈文。（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587页。）而此时，当局竟翻脸不认账，说这些地是“无断”（没有得到准许）开垦，不付分文地就从开垦者手中夺走。赖和这首二百九十五（包括小标题在内）行的长诗，正是这一事实的写照，他用白描的手法深刻而细密地刻画出征服者贪得无厌丧尽天良的恶毒行径和农民被剥夺殆尽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这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民们的现实生活史诗。
全诗分三章。第一章为“生的逃脱”，写农民一家从扫荡一切的大洪水中，侥幸逃得性命，但无以为生。第二章为“死的奋斗”，他们忍痛卖掉独生子换来疗饥的粮食，胼手胝足在一片砂石荒埔上重建家园。第三章为“生乎？死乎？”，几乎是拼着性命开垦出水田旱地，稻子叶“青翠欲滴”，番薯叶也“青苍茂盛”，一派丰收的景象。正当农民感到有了希望的时候，官府以“无断开垦”为借口，在“法”的名义下，抢夺已成良田的土地，“廉价批售”给他们的退职官员。这一巧取豪夺、残民以惩的暴行，激起作者无比的义愤，他在诗中措词强烈，尤其是在最后展示出一片充满希望的天地：
天的一边，地的一角，
隐隐约约，有旗飘扬，
被压迫的大众，
被榨取的工农，
趋趋！集集！
聚拢到旗下去，
想活动于理想之乡。
并以觉醒了的农民的口吻，下定决心紧随其后。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白，鼓励农民像天边地角的聚集在旗下的工农大众（苏联和中国的工农革命）一样，为实现理想而斗争。这首诗的最后八十八行最具战斗性，发表时被当局检查机关蛮横地砍去，报纸开了“天窗”。
2。 “奋起！须奋起！”
“奋起！须奋起！”赖和：《欢迎蔡王陈三先生的筵间》，《赖和全集》第2卷第2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是赖和新诗中最响亮的呼声，也是殖民地人民最强烈的心声。唤醒民众、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是赖和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初衷，也是他始终奉行的文学路线。他的新诗创作也视启发民众觉悟、激励民众起而斗争为己任：《有力者》将那些有权有钱人的真面目揭露给大家看；《种田人》让农民看清自己是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有力量的实力者”，却“忍耐地挨着痛苦／屈伏在水平线下”的生命状态；《冬到新谷收》、《溪水涨》用农民在天灾人祸下苦苦挣扎的事实，让他们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活路；《可怜的乞妇》描绘乞妇的可怜和人们的冷漠；《疯人叫喊》批判虚诡无情、“假装的世界人生”；《七星坠地歌》抨击对民众觉悟危害极大的迷信思想，挖掘出“地理荫人”说的欺骗性与反科学性；《压迫反逆》揭示了有压迫处必有反抗的真理，而“反逆是人类自然的冲动／趋向解放的潜力”，“须知反逆得到胜利时／社会才能进步改革”……
赖和最看不惯匍匐在殖民者脚下苟延残喘的顺民，他在短诗《多数者》中写道：
多数人作少数人的牺牲
拼着无价值的生命
醉迷迷呼唤不醒
试问他所处的现境
实要进取努力
为何反忍耐、缄默
使我的眼中脑际
觉比身受的更忍耐不得
看到同胞们的忍耐、缄默，比身受殖民者的欺压更觉忍耐不得。还有一首《忙》：
在烦忙的里头
谁也不觉得苦痛
只有清闲着的日子
很是难过，并多失望
真么？吾们人是当然的——
——服从地劳作吗？
不然为什么受这无理的束缚，至死不得解放
且也至死不敢抵抗。
这里充满了自责精神，坦承自己的难过和失望是由自己的服从、至死不得解放且至死不敢抵抗的行为所造成的，从中能体会出作者内心深深的痛苦之情。
他一边痛斥卑怯者、懦者（《灭亡》），一边热烈赞颂敢于反抗、勇于牺牲的英雄。《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满贮激越的豪情，对被压迫者的奋起由衷地感佩。
赖和刊登在1925年12月10日《台湾民报》上的《觉悟下的牺牲》，虽然不是他最初的创作，但却是他首次发表出来的作品。这首诗是针对1925年10月23日发生在彰化二林地区的蔗农事件而写的。
1925年年初，二林蔗农不堪制糖会社愈来愈残酷的剥削，成立了蔗农组合，团结起来，与会社交涉，提出收割前公布收购价格、与蔗农协定收购价格、过磅时会同蔗农代表、一任蔗农自由购用肥料，并公布肥料分析表等五项要求。会社方面先是虚与委蛇，后又态度蛮横地拒绝，激起蔗农极大的愤慨。会社于10月21日着手收割原料，遭到蔗农组合的抵制。第二天，会社方面在警察和特务的簇拥下，准备强行割取。双方小有冲突，警察拔出佩刀威胁蔗农，其中最凶恶的大石、德富两人的刀被蔗农中几个青年夺下。冲突也就到此为止，蔗农知道闯下了大祸——向来任打任罚的台湾人敢于夺刀，犯了殖民者的大忌，一声呼喊各自逃离现场，会社官员和五名警察只是受了点微伤。次日凌晨两点，地方郡守带警察百余名星夜驰赴二林等地，抓捕嫌疑者八九十人之多，“其虐待凌辱、非刑毒打，真有惨绝人寰的情况”。（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579页。）官方称此为匪徒（抗日义军）平定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可见，蔗农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反抗，在当局眼里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们也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吧？
事件发生的当天，赖和就写下了这首诗，副标题是“寄二林的同志”。他悲愤莫名，为统治者的嗜血、残暴；但又振奋无比，为他的“弱者的斗士们”终于起来抗争，“觉悟地提供了牺牲”。他回顾了同胞们在异族铁蹄下的痛苦生活：
我们只是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与
虎狼鹰犬充饥！
指望虎狼鹰犬们发慈悲讲善心是不可能的，哭声和眼泪打动不了他们，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既然台湾人如此低贱地活着，他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那么，就算舍弃了亦无不可。他为勇士们的受难而悄然落泪，更为他们的奋起而大声疾呼。他充满激情地一遍遍咏叹、讴歌这寄托着殖民地人民希望的觉醒：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诗句浅白，一气呵成，没有华美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然而却蕴含着满腔的愤怒和战斗的呼唤。他斩钉截铁地肯定了起义的伟大：“使不用酬报的牺牲，转得有多大的光荣。”所期盼的虽然没有说出，但显而易见的就是前仆后继的战斗，是对于不公、不义作彻底抵抗的精神。从这首诗里，读者还能窥出殖民主义可憎的狞笑。
《南国哀歌》1931年4月发表，反映了发生在1930年底的“雾社事件”。雾社位于台湾中部山地，所处形势险要，风景秀丽。雾社部落是泰雅人中属于谢塔喀群的一支，当时共有十一社，五百零八户，两千一百八十七人。自1897年到1911年，日寇多次血腥镇压不屈服的雾社，雾社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此后，近二十年里，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双重压榨愈演愈烈，雾社人民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的妇女也成为日警以“政略结婚”日本殖民当局鼓励警察以通婚来笼络台湾的“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