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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命名（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未命名（重阳）》、《未命名（中国的艺术）》都是短文，二三百字。
第一篇是借赌博问题抨击法律，虽然只有二百字，但一层层地揭露出现行法律实质：
所谓法律者，原是人的造作，不是神——自然——的意思，那就不是完全神圣的东西了，况使这法律能保有它相当的尊严和威力，是那种所谓强权，强权的后盾就是暴力，暴力又是根据在人的贪欲之上。而在运用执行这法律，原是被创造未完全的人，尤其是那些强有力者，所有强有力者只是支配欲和占有欲的发动。
作者对殖民地法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第二篇是一篇很别致的诗评，共有两段。上段谈读“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的感受。作者觉得在“此地此时，实在玩味不出这句诗的好处”，因为“若在咱这地方，还是满城风雨近清明来得切实，因为重阳多属青天白日的好天气，倒是清明前后例有风雨”。说到此处，作者十分幽默地声明一句：“这是讲我自己玩味不出这诗的好处，不是讲这句诗不好，譬如盲人讲霞彩是污黑的东西，讲只管他讲，原不能减损霞彩的鲜丽。”谈这句诗缘于提到重阳节，下段就专谈这一节日：
重阳特别是诗人的佳节，约几个朋友，带几矸酒并嗜好的果饵，到山上去饮到有些炙。虽然不能长啸狂歌，也可以叹几声气，吐些胸中郁抑，自自由由不会受到干涉且没有被检束的危险，快哉诗人，赶紧学做诗人去罢。
到最后点出文章真意：仍是在控诉殖民当局的罪恶统治。如此曲笔，可见作者的处境和他的真心。
第三篇似原本不是一篇文章，前半段是读书笔记，在谈中国艺术衰颓的原因之后，有“读到此处，我觉得这意义也被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所漏泄”的字样；而后半段则像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与前面毫不相干。我想也许是作者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随手写下的笔记，与记下的创作考虑混淆了。
《忘不了的过年》是议论文中比较独特的一篇，篇幅最长，内容丰富得多，文学性也较强。这篇作品是谈过年的感想，发些历法、天文学、年节等等的“牢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通篇用了自嘲的口气，读来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文中作者自称“小子”，说自己不长进，平生惯爱咬文嚼字，还用“立名最小是文章”、“声名不幸以诗传”两句古诗坐实自己的不长进。然后说自己虽然不能侧身斯文之列，但在不知不觉中，也染些发牢骚的脾气，学起病者痛苦的哀号，呻呻吟吟，自鸣得意，也不顾旁人笑掉了牙齿。可是，“生性如此，虽用巨磨磨碎了此五尺之躯，使成粉末，乃和以森罗殿的还形复体水，再捏成一个未来生的我，怕也改不脱这个根性。现在只有觉悟，觉悟把脸皮张紧一些，任便人家笑骂，不教脸红而已”。在写到只有闲着享福的人和孩童们有过年的快乐，其他人或无暇或无粮，没有快乐的工夫快乐的理由后，作者又嘲弄了自己一把：“所以家里市上，多乱恼恼地热闹着，新闻杂志也各增刊而特刊，小子也乘这机会写出这篇乱七倒八的文字。”文章最后，作者写自己小时候喜欢过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得到钱，现在仍忘不了过年，是因为成年后“快乐的追求，金钱的贪欲，比较儿童时代，强盛到肉体的增长，多有一百倍以上。一到过年，金钱的问题，也就分外着急，愈着急愈觉得金钱的宝贵，愈觉得金钱的宝贵，金钱愈不能到手”。他还说：
统我的一生——到现在，完全被过年和金钱所捉弄，大概到我生的末日也还是这样罢。思想中只感觉年岁的川流，不断地逝去，梦寐中也只见得金钱的宝光，在闪烁地放亮。既不能把它俩，由我的生的行程中，将脑髓里驱逐，只有乘这履端初吉，捧出满腔诚意，拜倒在岁星和财神宝座之下而已。
以自嘲为主，反语为辅，有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味道，暗含对社会人生的批评，是赖和议论文写得最好的一篇。
《圣洁的灵魂》是一篇感情比较强烈的短文，对自己行医却治不了儿子的病，三个儿子先后病死，最后一个还完全死在自己的处方下，充满了悔恨和自责。他一方面怀疑自己“这样竟再有行医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解剖自己“却又舍不掉这名利两收的行业”。其实，人们很清楚，赖和给穷人看病常常不收钱，收入的一大部分又捐给了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根本不是个图名图利之人。
《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是纪念性的文章，是为《台湾民报》十周年的纪念日而作。文章指出《台湾民报》应该是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应该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热热烈烈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歌曲，但民报做得如何呢？作者虽然没有明言，但看得出，他认为民报做得不尽如人意。文章回顾了民报的历史，由《台湾青年》而《台湾民报》而《台湾新民报》。《台湾青年》曾经“恰似由台湾上空，投下了一个炸弹，把还在沉迷的民众叫醒起来”，从沉迷的梦中，跑到现实中来，“他们平静的血，那里不会滚起来呢？于是就发生了台湾议会请愿的运动和打动全台湾的台湾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啦”。这说明报纸与群众的觉悟、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相连。而如今，《台湾民报》获准从东京移入台湾，在日本警察政治的严密统治下，一个平常的旅客，要通过基隆港进入台湾都不容易，何况有“民众运动的喇叭手”之称的《台湾民报》？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宽容大量的允许”？联系到在这之前，台湾民众运动的主体——台湾文化协会发生了左右派的分裂，这不能不令人起疑。赖和说民众的怀疑其实也是他本人的怀疑，所以提醒民报冷静地观察，仍要“亮地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因为现在民众所缺乏的“已经不是诉苦的哀韵，所要求的是能够促进他们的行进的歌曲”。他语重心长地叮咛道：“民报呀！我们惟一的言论机关的民报，血管里过去不是曾流着红的血吗？切不可以这些被怀疑，而丢弃了一切的历史的使命要紧呀！”看得出，他非常担心怀疑被证实。他十分清楚，当局根本不会允许报纸违背官方的意志，他说：
以上是因为纪念所讲的话，也可以说等于空话。实际上既有所谓支配者许可，既须受许可，若经过许可以后，已不是未被许可以前的面目了。说明白些，报纸须受到许可才能发行，经过了检查始得发卖，等到展开于读者的眼前，所谓纯的被支配者的言论，不是一片乌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对于日刊的发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但有一点可以期待的，就是当事诸君的妙笔，要使所发表的能够通过检查，而又不至于全部抹杀我们的意志。这样当事诸君的努力，些少可以安慰像我这样抱有未来忧虑的人。
赖和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全都由字里行间传达出来。
《未命名（我这次回来）》是介于叙事和议论之间的文字。开头一部分写“我”回到家乡，“复得与二十年前亲爱的社会接触”，关心破除迷信，与少数“假借鬼神来欺惘大多数无常识的同胞”的人作对。然后写新青年们在欢迎会上的发言，主题是自己所学的新思想、新文化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隔膜。用叙事的结构，但还是以议论为主体。
第二节 剥析自我的心灵展示——经典作品分析
剩下的十一篇多为赖和散文中的精华，篇目不多，样式还算丰富，有忆人、怀旧、叙事、抒情等。其中，有几篇堪称早期台湾散文的经典之作，在整个台湾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无题》
《无题》是赖和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他迈入新文学创作的啼声初试。杨云萍说它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优婉”。（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原载《台湾文化》创刊号，转引自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25页。）人们毫无争议地把它视作散文，大概就是根据杨云萍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我认为它更接近于小说，通篇都是一个青年目睹他心爱的女子结婚的内心独白，半用散文半用诗歌。这青年似乎不是赖和本人，没在其他记载中发现他有这样的经历——恋爱经历和父母认为他轻浮不规矩、学业不专心、没有后望，哥哥说他不顾本分，只晓得花钱，不是个可栽培的子弟。何况赖和在家中是长子，并没有哥哥。如果说是记述别人的事迹，文章用的却是第一人称。显然，在现实基础上的虚构占很大比重。虽然说散文也有虚构成分，但它的虚构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文类的不同点在于，它“所依据的素材来自书写者切身的经验领域之中”，（郑明娳：《散文构成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78页。）《无题》不大符合这一特殊性。“独白”也是散文的叙述方式之一，但散文的独白是一种内心的宣述、摹写，注重品味自我，常以幻象与意象为其主干，而《无题》的独白是以讲故事为主。
既是叙述人又是主角的“我”，听说第二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当锣鼓响起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走上街头，看着她丰厚的彩礼、嫁妆，心里感到一点安慰，认为“她已得了一生的幸福了”，但她在花轿里的一声声啜泣，说明了她对这桩婚姻并非心甘情愿。这使“我”“懵懵”，又令其感到自己做人的失败。这种“女友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的题材，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老套，但在当时，却是极有胆魄的创造。赖和之前，台湾文学中鲜有触及封建婚姻制度的作品，更别说运用白话文来控诉了。抛开文类问题不谈，《无题》不仅在语言文字上显示出作家已臻于成熟，而且，心理刻画比较细腻，能反映出人物的处境、情感和性格，借景抒情也很到位、妥帖，如：
一样去年的园子，一样深绿的夏天，才经过一番的风雨，遂这么暗没啊！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荷叶依旧的青，荷花依旧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芬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落到什么地方去啊！
除了“暗没”、“芬香”两个词是作者自造的外，其余都是纯粹的白话，而这种自造词语的现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陆作家中也不鲜见。不过，诗占了文章的三分之一篇幅并以此结尾，显得不大谐调，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
二、路线转折在心理上的投影：《前进》
《前进》被认为是反映他在1927年路线转折的重要文章。对于这篇作品的文体，也有较多争议。李献璋于日据时代编的《台湾小说选》，把它列为全书的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