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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写台湾：赖和的个性特征
赖和毕竟生活在日本殖民地台湾，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域环境，使他的思想观念及文学活动，都有不同于鲁迅的诸多因素。
比如，鲁迅在深刻的文化反省中，始终坚持“全面反传统”的精神。因为鲁迅痛感“历时数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即畸形的民族文化同化力，使得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或遭到拒绝，或被同化、改变成能适应于维系旧事物生命的东西。这种惰性严重阻碍着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取优补劣。因此，鲁迅觉得，只有在整体格局以及整个体系上的全面反传统，先进的东西才会被真正接受过来，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5页。）
赖和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他接受了五四精神，自觉地担负起特殊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反省传统思想观念，检讨旧的社会习俗，目的是使台湾在文化上能够有所革新，民众在觉悟下能够大步前进，以适应现代世界，并积聚起从殖民统治下解放自己的力量。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文学的态度，不像鲁迅那样决绝（或曰“偏至”）。他虽然把旧文学称作“受人余唾的‘痰壶’”，认为它不是一种“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文学。但是，他一再强调：
既往的时代的旧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
旧文学自有她不可没的价值，不因为提唱（倡）新文学就被淘汰。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
小子怎么敢把既往文学，一切抹杀，不也说她自有存在的价值吗？无论杜陆，就是老先生所不取的王次回，（除了“教郎祗底摸挲遍，忽见红帮露枕边”一类句子）也有一丝生命。
——《谨复某老先生》
即使是对五四所要打倒的“孔家店”，赖和的批评也十分温和（见《孔子曰》）。这是因为，在沦为日本“外地”的台湾，中国传统文化是与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对接受新思想、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但自有文化抵抗的意义在，所以，赖和能用比鲁迅客观的态度看待它。这一点，从赖和一些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在1926年1月24日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里曾说：“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像那咏着圣代升平，吟着庶民丰乐的诗人们，真值得一骂？”而在后来的文章《应社招集趣意书》中他则换了一种说法，文章不长，现录于下：
唉！诗的一道，很难穷极，以陶冶性情，啸吟风月，亦以比兴事物，歌颂功德，唱和应酬，讽咏时世。是文学上的精粹，思想上的结晶。虽然若吟失其情，咏失其事。不仅仅使诗失了价值，连作诗的自己亦丧其品格了。请看，现在我们的彰化。文风不振，诗道萎靡，致使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那些人们，不是身耽声色，即便心迷利欲，把趋附认作识时务，把卖节当作达权变，是好久的了。当这时代，能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的，惟有真正的诗人啦。
我们虽未尝学问，至诗的一道，亦粗晓得一二。所以要招集我们这样同志，组一应社诗会，讲求吟咏的趣味，琢励诗人的节操。凡彖们的同志呵，总望赞成罢。
我们这社没有什么规则。
凡所吟咏，以能表现个人的情感思致为主旨，以此不拟题目，诗不拘体韵，吾们大家心所感的，眼所触的，用诗表现出来的，勿论长短篇，有韵无韵，以一月为期，各人把一月中，自己最得意的选录两首寄来办事处。
吾们办事人，把各位社员寄来的抄集许多小册，分与各位互相评阅，成绩由总社员评阅为准，以定高下，要发表时开一次击钵吟会。《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11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篇短文写作日期不详，而应社成立于1939年9月，此文为征募成员的启事，所以当写于应社成立之前。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台湾实行了严厉的“皇民化”政策，全面禁用汉文。在这种背景下，赖和他们组成应社写传统诗，用意不辩自明。
赖和曾经说过：“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赃物。”同①，第90页。意思是说，台湾新文学虽然是受外来影响而发生的，有学习，有借鉴，决不是简单地模仿，更不是抄袭。赖和的作品正是这样，接受鲁迅的观点，学习鲁迅的精神，借鉴鲁迅的构思、手法，却创造性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比如，台湾当时是处在典型的警察政治体制下，“当时台湾的警察，不但对于经济政策，对于任何政策都是首当其冲的‘实行者’。这样强大的‘警察国家的体制’，是世界上未尝有的”。（［日本］盐见俊二：《日据时代之警察与经济》，转引自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09页。）日本统治者的严刑峻法，通过严密覆盖着的警察网得以施加于民众身上；警察也利用他们的特权，为所欲为，任意欺凌盘剥台湾民众。赖和作品有相当的篇幅是把警察作为殖民统治者的代表，描写他们如何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及人民的愤怒与反抗。由于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后起的作家多是在他的教诲下，或从他的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成长起来的，所面对的又是同一时代背景，所以，谴责日本警察和在殖民体制“共犯结构”下甘心充当异族走狗的台湾警察的题材，在台湾新文学中所占比重非常大。这在大陆五四文学中没有先例，鲁迅笔下也未曾见过。另外，他的作品唤起民众起来抗击的呼声很高。鲁迅文学中，正面塑造反抗者形象或讴歌反抗行为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常见。
由于赖和生存的时空，直接受到日本殖民体制的宰割，他面临的首先是殖民地解放的问题，他的文学的出发点是从这里开始。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在他这里具体为改造殖民地性格。虽然他和鲁迅一样，高擎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大旗，但他更侧重于前者——反帝。从他的第一首白话诗《觉悟下的牺牲》、第一篇白话小说《斗闹热》，到最后一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始终没有离开过抗议异族侵凌的主题。如果说鲁迅是从反封建开始为中国新文学奠基的话，那么赖和则是从反帝开始为台湾新文学奠基的。
当然，鲁迅与赖和不应作机械性的比较。每个作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个人的遭际也大不相同，素质、禀赋更有差异，不能单纯以文学成就论高低。今人一般也都承认，若以作品多寡和内在质量而论，赖和比起鲁迅，的确有所不足。但是处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汉文被贬低被打压甚至被灭绝的恶劣情况下，在台湾新文学运动新兴之际，以福佬话为日常生活语言的赖和，要将所见所思转化为白话文学作品，其负荷之大是无人能及的。至于文学的内涵、抵抗精神以为带动整个文学世代前行的影响力，赖和与鲁迅的确有相通的地方。
成功大学副教授游胜冠则不这么看，他说赖和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向来就是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支流研究框架底下的产物，“这种将日据下的台湾文学也视为中国文学支流之一的研究视角，便在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加上一种‘因果关系’，主流的中国文学有什么动作，作为末梢神经的支流的台湾文学必然就有什么响应。这种以既定意识形态框架为模子，压印出‘共通之处’的比较诠释，势必牺牲了台湾文学的主体性，而导致论述严重地去历史化的弊病。”
张我军当年曾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主流发生了什么变化，支流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当时台湾新文学的推动者们“抗日归宗”的渴望。现在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主流、支流之分。不过，台湾人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从父祖那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禀赋、思维模式、心理积淀是在中国式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其他中国人大体相似，只是殖民化程度上的不同。无论台湾人还是大陆人，若要求生存、求解放，求自由，非得以中国人的方式进行中国式的革命。同时，新文学的启蒙性质也决定了台湾新文学必定与中国新文学同质，因为，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启蒙的环境、条件、对象、过程，都与中国不同，这是由社会性质与民族特性等先天因素所形成，决不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赖和与鲁迅的可比性正是基于此。
游胜冠的所谓“支流说”，在今天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早已澄清。游胜冠不断重弹这个调子，实际上是一种挑拨，欲以“欲加之罪”挑动台湾青年一代的不满，以谎言阻碍他们去发现历史的真相，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
第三章 崇高地位与文学精神的完美表现——赖和小说
台湾学者施淑指出：“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赖和一直享有‘台湾新文学之父’和‘台湾的鲁迅’等尊称。前一个称号，突显了赖和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后一个称号，则概括了他的文学精神。在赖和的所有的作品中，能够把上述的双重意义完美地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他的小说。”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收于施淑著《两岸文学论集》，（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21—130页。这个论断是非常恰当的，赖和的主要成就是白话小说创作。他的“有价值的新小说”将当时台湾新文学运动由理论纷争导入创作探索的崭新阶段。
第一节 应时而生树立典范——赖和小说的概况及文学史地位
自从1926年1月，《台湾民报》第86号上的小说《斗闹热》，到1935年12月《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上的《一个同志的批信》，十年间，赖和共发表小说十六篇，另外还有一些未曾发表的。据《赖和全集》小说卷，共有篇目二十九篇。其中有的是同一个题目，内容也相同，用两种不大相同的写法，如《善讼人的故事》有两篇。第一篇发表在1934年12月18日出版的《台湾文艺》2卷1号上；第二篇是1947年版的单行本，由叶陶发行。两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第一篇一开始就进入故事主体，而第二篇前面加了长长的一段论述，结尾也稍有变化。还有的是题目不同，内容却差不多，如《新时代青年的一面》与《不投机的对话》、《尽堪回忆的癸的年》与《归家》，内容雷同。有的虽未发表，却是相当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