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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Leung，Laifo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一书中对陈建功的采访。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六章第二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四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不忘历史，冯骥才图文书〈三寸金莲〉》，载《京华时报》2004年3月4日。
〔5〕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三联书店1998年版。
越界的身体
——当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
？ 任亚荣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狭义的同性恋文学，只是把同性爱作为一种现象加以考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女性小说的出场，确实显得很突兀。
这些小说重新审查自身与自身所处的两性关系的实质，与发声于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论述遥相呼应。然而，不同于那个时期女作家如凌叔华、庐隐等人在小说中营构的同性之间的浪漫，只有精神、灵魂而身体缺席的特点，这批小说中的同性爱导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身体的出场。
女性同性爱的进入小说首先源于命名冲动。早在1989年王安忆发表的中篇小说《弟兄们》当中，就出现了同性爱的萌芽。三个女性特质并不明显、处处大大咧咧的大学女同学称呼彼此为“弟兄”，长期的亲密相处，使她们感觉到很自足，甚至质疑丈夫们存在的必要，进而对婚姻这种男女在世俗生活中结成的僵化关系感到怀疑、厌倦甚至绝望。“因为异性间是无可避免地要走入歧途，以情欲克服了思想，以物质性的交流替代了精神的汇合，而肉体最终是要阻隔精神的。所以，同性间的精神对话实际上是唯一的可能”。“弟兄们”其实是亲如姐妹的三个女性对彼此关系的命名，她们用这样的命名直接地表达了对男性世界的轻蔑。
显然，《弟兄们》中的三个女性之间的情谊仅止于精神的沟通，身体或者说“性”还是一个无法与情感合拍的问题，女性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重负，王安忆企图让这些女性的友谊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显得顾虑重重，所以，这篇小说只是有了同性爱的因子，到了随后的陈染、林白等的作品中，身体才开始在同性爱中凸显。
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在男性世界里屡屡受伤，与父亲、与男老师Ｔ、与恋人尹楠建立的关系很是残破，她只有退回自己世界里，去寻求另一种拯救的可能。这时，寡居的邻家女性禾出现了，禾是倪拗拗的世界里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是她在整个青春时光找寻到的唯一的“同谋者”：
禾这时候，掀起她的衣襟，解开里边胸罩的扣子，两只桃子般嫩白而透明的乳房就跳跃出来；像吐丝前的春蚕，凉凉的，好像一碰就破。
“亲亲它，拗拗。”
我把它含在嘴里，像小时候吃母亲的奶一样，蠕动我的嘴唇。假装吃起来。
我这样吃了好长一会儿，渐渐我听到她的气息急促起来。我抬起头，看到她紧紧闭着眼睛，她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腿间蠕动。
和缓的叙事节奏，抒情的叙事笔调，这一切都配合着她们之间的默契和谐的亲密关系。禾的存在，足以满足倪拗拗所缺失的一切：
而禾，才是属于我内心的一座用镜子做成的房子，我在其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照见自己。她身上所有的空白都是我的沉默，她的喜悦在我的脸上总是映出笑容。当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天天长大成人，用她那双纤瘦的手指攥紧生活这一根带刺的铁栅，我的手上立刻就感到疼痛，指缝里便会渗出鲜红的血珠。她站立在屋门的门框前，一只手放在额头上遮住刺目的阳光，另一只手支撑在她疲惫的腰间，望着我像一只离巢的大鸟独自去觅食时的那一种神情，使我感到她是我的母亲，但她的确不是我的母亲。她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孤独无助地站立在那里等着我，等待我长大成人。空气中充满了焦虑与渴望。这一切使我的嘴唇对她失去了所有的语言，我试图说些什么，但我不可能找到适当的词语。只有我的身体本身是我的语言。
精神顺从着身体感觉的指引，身体也在精神的喃喃细语中升华，于是，禾的怀抱接纳了倪拗拗。着眼于女性幽微的生命感觉的相通，林白《回廊之椅》中七叶和朱凉之间的同性之爱同样令人难忘，曾经的身体和情感上的愉悦使得七叶在朱凉去世多年之后，仍对她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到了卫慧的《上海宝贝》，行走在追求诗意与控制情欲的夹缝中的倪可对德国女导演莎米尔的理解和赞美甚为感动：“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最了解女人的无一例外地总是女人。一个女人总是能精确无误地揭示出另一个女人最细微最秘密的特质。……她的嘴唇里的潮湿和温暖像奇异的花蕊吸引住了我，肉体的喜悦突如其来，我们的舌头像名贵丝绸那样柔滑而危险地叠绕在一起。”此时，身体轻易地就跨越了精神的阻碍，成为同性之爱的内在部分。
在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世界中，女性作为一个性别急于确证自己的存在意义，同性爱绝大部分是以对抗的姿态出现：对抗异性恋，对抗男性中心，说到底，是对抗女性长期的失语境地。因为异性爱是父权历史以男性为本位构成的，它必然造成了女性言说的空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女性话语空间的骤然敞开和情绪上的义愤使女性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异性恋与单纯感官的欲望和满足联系在一起，而赋予同性爱以情感的和肉身的双重需要与双重快感。正如赵波在《情色物语》中说的，“男人天生容易发情，女人却还在挑剔地寻找真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队伍里曾流行过一句口号：“女权主义是理论，同性恋是实践。”这句话包含的内在诉求被成功地移嫁到了九十年代的女性小说文本中，同性爱因而获得了释放的空间，也与西方女权理论合作，试图将女性的困境展示出来，以期调整两性或同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同性爱的介入，男性在小说中呈现一种缺席状态，或者是一个抽象空洞的符号，或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道具，或者干脆没有自己的名字。这种抽空男性的方式以其激烈的姿态表达了女性对话语权力的渴望和争取。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这样描述肖濛对女友乔琳的情感：“我坚信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但我也坚信我对于她的信赖和需要不比对以往任何一个情人的肤浅多少。”同性爱顽强地抗衡着异性爱的缺陷，“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同样不满于已有的僵化陈腐的男性形象，唐颖在《无性伴侣》中设想了一个女性化的男性阿进，传统意义上所谓具有男人味的男性，在其五大三粗的外表下，潜藏着数不清的虚伪、懦弱、刚愎自用，而到了新时代，倒是像阿进这样女人味十足的男人备受青睐。唐颖以反讽的方式提示人们，性别并不重要，阳刚气十足的男人往往可能是“伪男人”，而貌似温柔软弱的男人却也可能是真正的男人，或许，阿进与女人们一团和气的美好关系其实正是女性同性爱的逻辑延伸。
由于同性爱承担的反抗使命，这些小说始终涌动着一股隐秘的女性结盟的洪流。“破开”是一个完全消除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女人自己的准则，我们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文笔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人形象，我们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陈染：《破开》）。如果说“破开”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构建层面，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和期望，因而还不够有力不够强大的话，那么康乃馨俱乐部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反男性组织，遭遇过异性欺骗或凌辱的女性们自发组织起来，她们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和任务指标，那就是切割她们所仇恨的男人们的生殖器（虹影：《康乃馨俱乐部》）。至此，小说以一种极端夸张的形式把女性对男性积蓄已久的仇视表现了出来。在杀戮男人的过程中，她们体会到了犹如做爱一样的快感：“杀一个你厌恶已久的男人像性交，有预备期、冲刺期、高潮期和泄欲期、舒缓休整期。”与此同时，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战斗的过程中，女性之间产生了令她们沉醉的同性爱，例如核心成员“我”和“债主”，“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缠在一起的身体，像一个循环的圆圈，闪耀着欢乐的色彩，相互辉映相衬相宜又彼此拥有。……无伴奏的合唱长久不散，一夜接一夜”。“我承认我是一个不会再去爱男人的女人，那么女人呢，我承认我从来都爱，并对我所爱的女人怀有同等的感情，决无嫉妒之心，毫无条件”。
同性之爱虽然如此写来流畅自然，相欢相洽，但其结局却无一例外都是悲剧性的。“弟兄们”注定要为人妻为人母：“有些东西，非常美好，可是非常脆弱，一旦破坏了，就再不能复原了。”随着世俗生活的逼近和渗透，她们发现：“无论怎么自己叫自己‘兄弟’，叫别人‘家的’，弄到底，女还是女，男还是男，这是根本无法改变的。”美好的东西也是极度脆弱的，女性青春年少时短暂的性别角色“越位”在岁月磨砺的钝痛中无疾而终；七叶与朱凉的暧昧关系被深深地包裹遮蔽在朱凉与她的丈夫章孟达的合乎规范的异性肉体关系之下：“但这是不可知的，这是一个必须严守的秘密，这个秘密随着另一个人的消失而愈显珍贵。它像一种沉重的气体，分布在这间暗红色宅楼的房间里……”丧生于一次意外事故的禾，用她的短命完全摧毁了倪拗拗与相爱的人厮守的美妙幻想；男性只要略施手段，就可轻易离间沉醉在同性爱中的女性，结盟努力因其虚妄性而迅速瓦解（虹影：《康乃馨俱乐部》）……总之小说里的女性纷纷撤回到封闭的个人领域——房间、浴室。
这就使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更多的染上了自恋的色彩，往往以身体的绝对自闭和性自慰收场。多米以自慰结束了“一个人的战争”：“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她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着，发出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