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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的。
所以现代文学对作者和读者都提出了比古典文学更高的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具有更高、更全面的修养，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巨匠，而读者也必须具备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储备，才有望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读者或评论家，即那种能够理解现代经典作品的读者或评论家。当然，现代的作品和古典式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绝缘的，一个现代作家也完全可以创作出传统风格的作品来，所以现代文学的领域实际上是各种风格浑然杂处的局面，甚至同一个作家也可能采取现代手法和传统手法来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但能够代表现代文学趋势的作品和只是传统文学的自然延续的作品还是明显不同的，所以我们说“现代文学”并不一定是指“在现代产生的”文学，而是指具有不同于传统文学特点的现代风格的文学。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更着重于用思想来涵养情感，对于没有思想或缺乏深刻思想的读者来说，读这样的小说就像读哲学作品一样困难，他们在那些古怪的意象底下费尽心思也猜不出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因而怎么也找不到感觉〔6〕。
然而，尽管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在创作和阅读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但就文学本身的立足点和作家的根而言两者却完全是一致的。只不过这种一致性只有站在现代文学的立场上回顾历史才能看得出来，而一位守着狭隘的传统立场的评论家则只会看到其中的差异，以为那是不可通约的。残雪近年来所出版的几本评论文学经典的书〔7〕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传统文艺观视残雪为异类，但残雪却把传统文艺的成就看作自己的先驱。她对《圣经》及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所作的解读之所以是全新的，就因为她用现代文学的特别是她自己的创作理念打通了古典文学，从中读出现代的意义来。按照解释学的“视野融合”理论，对文学史的这种刷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而文学史永远可以而且必须“重写”。当然不是任意重写，而是自己要在文学创作的理念上有新的推进，才能在对文学史进行回顾时揭示出当时隐而不显的深层意义，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这种不断地重新解读，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是一个整体，因为人性是一个整体，我们今天的人只要愿意，也能够理解古代的人，甚至史前时代的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我们的一切人性素质都潜在地蕴含在他们的人性之中。全人类在精神上都是能够相通的，这不仅是就空间上而言，而且也是就时间上而言。我们今天甚至力求去理解动物的心理，提倡动物保持主义，把动物当作人类的朋友来爱护，那么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去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抱有同情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文学艺术。文学的发展方向肯定是通向全人类在精神上、情感上日益沟通，使各种不同的人日益融合在现代人类的精神圣殿之中。但这个精神圣殿的最高的尖顶肯定不会是大众化的，而是引领大众的，否则人类精神的发展就停滞了。
由这种眼光来看胡发云的《如焉》，我们就可以给这篇小说做一个大致的定位了。撇开那些外在的与意识形态擦边的因素不谈，该小说显然是立足于作者的“敏感性精神”之上的，在对历史事件和各种关系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完全是用自己的敏感的心在感觉人物的内心情调和思绪。但这种敏感性本身是有思想的，如小说的主人公茹嫣，是作者刻画得最为细腻的一个人物，不是外在的刻画（小说中几乎没有描写她的外表），而完全是对她内心的情感生活的刻画；然而这种刻画中渗透了一个知识妇女在四十年风风雨雨中所坚持下来的那种做人的原则，那种对高层次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人性的脆弱与坚强在她的性格发展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毛子、达摩和卫老师三个人物，实际上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三种思想境界（如果不算那种彻底堕落了的、名不副实的“知识分子”如江晓力之流的话）。其中，毛子是处在最低的层次，他从一个“青马”的独立知识分子堕落为一个替所长代写文章以谋取好处的庸人，遭到他的朋友达摩的痛斥，但也有良心未泯的自省；达摩则更高一个层次，他始终坚持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不向权势和社会腐朽风气低头，是知识分子清高的典型；最高层次是历经生死磨难的卫老师，他也清高孤傲，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身以及他所代表的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批判和忏悔精神，而没有达摩那种道德上的盛气凌人。他带有类似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及自觉的反省意识，他的可敬正在于这种自我反思，而不在于他在道德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圣人”气象。他就是《如焉》中的最高尖顶，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传统人格模式（圣人模式），因而不但为一般民众所不理解，也为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不理解。
因此，《如焉》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要作一个定位的话，从创作手法上可以看作还是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之内，受西方古典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但从思想性上我认为它已经开始向现代文学靠拢，它的方向是指向人心内部的无穷层次的。因此，它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情感体验，使我们感受到人的有限性，以及某种力图使有限提升为无限的渴望。我们为什么不能创作出像《在贝加尔湖草原上》这样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而只能写出像“伤痕文学”之类用一种有限性取代另一种有限性的作品来？我们的有限的精神财富如果不能提升到无限性的高度，它将随着我们的肉体的消灭而消灭，时过境迁，这种精神财富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壳，让后人随意塞进其他有限性的内容，我们的生命就白活了，我们所受的苦难就毫无价值，我们的任何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只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如烟往事。这就是《如焉》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感觉，也是我对这篇小说感觉甚好的原因。
注释：
〔1〕（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2〕例如，我们只要看看史铁生《务虚笔记》中对“梦想”和“梦境”的区分，对Ｏ与政治家ＷＲ及画家Ｚ、对医生Ｆ和女导演Ｎ、诗人Ｌ和他的恋人、对残疾人Ｃ和Ｘ之间的爱情的不同境界的描写，就可以见出理性的分析对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古典作品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等各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之间的恋情的层次不同的刻画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雪芹把这些人物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其不同爱情的格调才清晰而栩栩如生地凸显出来。当然，这种理性区分所依据的还是细致的情感体验。
〔3〕参看本人与易中天合著：《黄与蓝的交响》第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如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有这种情况，胡发云的本意并不是要靠打什么“擦边球”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深知这只是暂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触及的中国人性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建构问题，我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对此作了重点强调。
〔5〕正如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见萨特：《为什么写作？》，载《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6〕这就是一般人在读卡夫卡或残雪的作品时所直接感到的。其原因当然除了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不足之外，传统文艺理论教条的束缚也使他们在阅读时带上一种先入之见，使他们误入歧途。所以倒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文艺理论教育的年轻人比较容易进入这类作品的氛围，其中有的甚至是理工科出身的大学生，只要他们真正具有文学气质或“敏感性精神”。
〔7〕包括：《灵魂的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地狱的独行者》（三联书店，2003年）、《艺术复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永生的操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
传奇年代的“终结”
？ 景凯旋
一
当代文学提出的问题始终是，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有理由怀疑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价值，倒不是因为它们太过于贴近政治，而是因为它们远没有写出生活的真相。
新时期文学肇始于1977年，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轫作，但标志却是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今天看来，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粗浅的感伤故事，缺乏细密的生活质地。然而就是这种描写政治歧视的主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同情，导致“伤痕文学”问世，如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月兰》、郑义的《枫》、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这些作品大都是揭露文革中造反派的残忍和群众的愚昧，目的在拨乱反正惩恶扬善。时代是沉重的又是慷慨的，它把过往一切年代的传奇要素都提供给了人们：坏人当道，好人落难，悲欢离合，善战胜恶。
后来，“伤痕文学”显露出来的底子实在太薄，作家们大都是初登文坛的新手，多年的文学教条和封闭隔绝，造成他们的作品激情有余而底蕴不足。情节多半是概念化的，缺少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和心灵经验的重构。几年以后，一位作者回忆当初编辑对其作品的删改，仍然感到懊悔：“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1〕这番话倒是有力地印证了福柯的说法：在权力的操作下？熏言说主体并非话语的依据，而是被话语所塑造的对象。
一些青年作者，如王安忆、徐乃建、史铁生、孔捷生、陈村、梁晓声等，则着力描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这些人成为作家大都在返回城市之后，一当他们发现自己既不属于农村又不属于城市，遂产生了强烈的怀旧之情（如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青春、爱情和革命的迷惘，借着上山下乡的经验，获得了一种时代的成长美学。而一些作者则试图表现知青的理想主义，成为九十年代“青春无悔”的先声。张承志《北方的河》被誉为表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作品里没有什么情节，只有一种激情，那个黄土高原上徒步行走的主人公，毋宁说是陷入了文革中那种对大地的着魔状态，在满篇“母亲”和“青春”的召唤下，“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然而，在许多读者眼里，这样的激情是不真实的。作者越是豪情满怀，就越是看不清周围的世界和自我，越是成为红卫兵历史的空洞而虚妄的回声。
当一批年龄在五十上下的右派作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