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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产党进入天津后，格蕾丝就开始看到一种全面的、有秩序的变化，与过去十年来的苦难和动荡不安的情形相比，这些变化自然更受人们的欢迎。……她也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就好像是坐在前排来观看历史”，而能“坐在前排来观看历史”，无形中也给了观察者更多参与历史的机会。天津解放九个月后，格蕾丝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一直在学习适应这一种新的生活——我们都喜欢这种新生活！我们感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而且，很多辉煌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可以发现，这时的格蕾丝已经开始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同时她还自认为是新社会中的一员，希望能够与中国人民一起“创造历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格蕾丝在由“局内旁观者”向“局内参与者”的社会角色变化过程中，她的国家归属感和国籍意识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作为美国在华侨民，面对中美之间政治对立的不断加深，在民族情感与家国观念的交织中，格蕾丝也不免会有所徘徊与矛盾。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她虽然称自己的女儿妮妮是个“说不清的多面体，既是天主教徒，又信共产主义；支持美国、反对俄国，还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非常热情的支持者”。但这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境的一种写照呢？毕竟，在一封驳斥美国媒体散布所谓“中国被苏联统治”的信中，她流露了自己的心迹，“自然，我是亲美国的，不喜欢这几个月以来不绝于耳的关于苏联的宣传”。不过，这一时期格蕾丝的观念与思想已经渐向其自身所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偏转了。作为新中国的“局内人”，在朝鲜战争期间，格蕾丝多次给美国的家人和进步媒体写信，反驳海外反共势力与媒体对中国的诬蔑与恶意歪曲事实的报道，谴责战争与杀戮，并以自己大量的亲见亲闻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千百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政府——当然了，美国不满意这样的政府！真是的，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这个政府会永远存在下去。”“中国的反美情绪是针对美国政府执政者的，并不是针对美国人民的。美国的帝国主义是真真切切的，而且十分危险。”“不要以为我已变成彻头彻尾的‘反美’派。我没有。但是，因为不是身在其中，从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已走上了一条危险错误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格蕾丝在日常生活上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的阶段。新中国初期，由于政府在工业、金融、市政、教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绩，从而显示出它的高效与廉洁的作风，在短时期内，中国社会与民众的面貌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格蕾丝一家所居住的生活环境也开始变化，过去他们所居住的“富人区”将他们与现实中国社会隔离开来；解放后他们的邻居开始多了起来，一幅新的社会景象跃入他们的眼帘，“大量的路灯使夜晚变得不再阴森。天气暖和的时候，人们便会三五成群地聚在路灯下唱歌或谈论时事。工人们仍然是来去匆匆，但已不像过去那样衣着褴褛，沉默寡言，他们穿得很暖、吃得很好，而且，到了傍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手拿书本，开心地去上夜校”。能否真正融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格蕾丝能否由“局内旁观者”转变为“局内参与者”的重要一环。然而，在这一环节中，即便格蕾丝想要努力地融入新的社会，但也需新社会一方的充分认同。1955年9月1日，丈夫刘茀祺因病去世，当丈夫的同学及友人前来探望时，他们大都认为如果格蕾丝继续留在中国，以后的生活会很艰难，纷纷劝说其返回美国。对于人们的劝说，格蕾丝极为反感，她“强烈地感到茀祺想要他的孩子在中国长大，而且成为新中国的一员，为了他的荣誉，她愿意尽全力实现他的心愿”。尽管格蕾丝决意留在中国，但在刘茀祺去世后不久，社会上对格蕾丝个人的种种怀疑和猜测便浮出了水面。刘茀祺生前供职的中国给排水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想当然地认为格蕾丝过去如何的奢华、铺张、懒惰，并要求她今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真正地像一个普通中国人那样生活”。更令格蕾丝一家难以理解的是，刘茀祺的上级领导觉得是他的这位外国太太逼着他要求高级别的工资的，他的死也是因为他的外国太太不能很好的照顾他。更甚者，他们认为是由于格蕾丝的存在，所以刘茀祺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不能与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像刘茀祺一样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和他们志同道合过。这些凭空的猜测及无端的指责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甚至是与“党”之间存在的隔膜与疑惧。
不过，很令人感动，面对大量的文化、政治、观念上的障碍和不理解，格蕾丝没有丝毫的怨言，始终保持了她坦诚、谦逊的风格。就在丈夫去世两个月以后，他们一家辞退了厨师、保姆，搬出了那个曾经被她称为“温馨的小套房”的公寓，搬进了一座由十七户“蓝领工人”共同居住的“年久失修的大洋楼”。从那时起，格蕾丝和她的儿女们完全融入到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格蕾丝学会了做饭、生煤球炉子，了解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始习惯自己处理日常事务。与此同时，她与普通民众间的那种距离感也日渐消退，她从周围妇女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她们一同洗衣、做饭、生炉子、参加街道的政治学习及活动。女儿妮妮后来回忆：“我们搬家之后，她生活在很多人中间，邻居们马上都过来帮忙。他们都非常善良，我觉得这让她从自己的小天地中走了出来，这对她可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然，格蕾丝与中国社会群体的这种相互认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格蕾丝已经完全具有了“局内参与者”的角色意识。
1956年夏，格蕾丝做出了一个令朋友们颇为吃惊的决定，她和三个儿女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返回了丈夫的家乡陕西富平西刘村。这一举动的现实意义颇为明显，就是要让子女们更深地融入中国社会，了解他们父辈的文化传统。格蕾丝来华的二十余年里，还从未随丈夫回乡省过亲，而在丈夫去世后，她却坚决地“要让她的孩子们了解他们的父亲的根在哪里，以便可更好地了解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背景的一面”。刘茀祺在世的时候，在这个有着中美文化背景的双语家庭中，夫妻二人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个性，同时也对对方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保持着高度的尊重。长久以来，刘茀祺热切地希望子女们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去认同这个民族与国家，接受他们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命运。那时，夫妻二人对于子女们的前途有所考虑，但刘茀祺最终认定：“我们说不准今后他们将面临什么情况，但是，这是他们的家。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未来不会比过去更糟。”在丈夫去世后，格蕾丝依然尊重丈夫对于子女们的文化选择，克服诸多困难，继续履行了一位妻子与母亲对于家庭和家人的责任。重要的是，1956年的那次“寻根之旅”的结果更为出乎格蕾丝本人的意料，“到旅程结束时，她发现此行实际上是为了她自己”。这表明，格蕾丝已经有了一种文化选择上的自觉，这种自觉并不仅仅是迫于一种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压力的结果，更多的是出于她对家庭与家人，乃至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尊重。女儿妮妮后来的回忆便印证了这一点，她认为格蕾丝对子女们的成长问题有过认真的考虑，她鼓励孩子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中国文化，“既然你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便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必须择其一而尽自己的义务。你必须了解自己。我们与中国、中国人站在一起”。
1957年秋，当格蕾丝成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一名教师后，她由中国社会的“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进入到关键性阶段。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更像一位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此时的她已经加入中国国籍，而且她的生活起居、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也明显具有了那时中国的时代色彩。那时的格蕾丝每天早上“都在五点半起床，然后到楼下的早点铺里买点刚出锅、炸得脆脆的油条”，回来后和孩子们“裹着煎饼或泡在豆浆里吃”。如果将这一生活状态和格蕾丝初到中国时“真成了个安逸、奢华的夫人。我们有男仆给我们做饭、清洁、购物，兼做所有其他事务”的情形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不过，这种于普通人群中的生活确实又在精神上给了格蕾丝极大的激励，以致“那些年中她真是玩儿了命的工作”。
自1957年秋至1974年秋返美探亲，格蕾丝在南开大学一共工作了十七年。对于南开校史研究而言，或许她的这一经历颇具历史价值和典型性。但是，若将这十七年的经历置于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中进行考察，则又会发现，格蕾丝在1957年后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历与经验大体吻合，似乎没有太特殊的典型意义。1958年，格蕾丝曾在一份“自我批评”中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做过一番完整地剖析，她称“几年来，我都在研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因此，我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以劳动者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了，就以为自己成功地脱去了小资产阶级的外衣”，“学生们给我贴出的几张大字报揭示了其他一些细微的、非常容易被我自己忽视的小资产阶级迹象。当彭子美说我在课堂上做的练习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时，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怎么可能呢？我想道。他一定是听错了我说的英文。但是，他对我的批判几经翻译，我听了之后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我该编的对话实际上听起来好像我在淡化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邪恶与苦难。这让我深深地感到我必须对自己所写、所说的一字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