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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
妹娃去拜年哪哎喂。
今那银儿梭，明那银儿梭，
阳雀叫哇八哥鹦哪哥。
女：（白）雪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
男：（白）我就来推你嘛！
艄公你把舵扳哪，妹娃儿请上船！
哦吠咿喂呀咿哟喂，将妹娃推过河哟喂！
这首如今蜚声中外的《龙船调》，原为湖北利川县土家族民歌《种瓜调》，歌词原有十段，从正月（正月里是新年哪，瓜子才进园）唱到十月（十月瓜完了，瓜种要留到）。1955年，利川县文化馆周绪卿、黄业威二位下乡采风获得，经删改而成。《龙船调》保留了它的民歌原作的精髓，形象淳朴生动，语言通俗精粹，表现土家儿女的开朗而含蓄的性格，和灵山秀水间的淳厚民风，大俗大雅，已成为公认的民歌经典。
哟，大山的子孙哟爱太阳喽，
太阳那个爱着哟山里的人哟。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
十八弯，弯出了土家人的金银寨，
九连环，连出了土家人的珠宝滩。
没有这十八弯，就没有美如水的山妹子，
没有这九连环，就没有壮如山的放排汉。
……
这首《山路十八弯》也出自湖北，系文人创作，前几年也大走其红。然而，同为民俗之歌，它与《龙船调》相比，其艺术品位却有天壤之别。其开头两句算是引子吧，“大山的子孙哟爱太阳喽……”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腔调“葵花朵朵向太阳”，作者的本意应该就是如此吧，说白了，就是子民之与皇恩，就是“大山的子民哟感皇恩喽，皇恩那个普照哟山里的人哟”。阿谀之后，便是粉饰，便是土家人的“金银寨”“珠宝滩”，可是这镶金嵌银、珠光宝气的粉饰之辞，与土家农民的真实生活究竟有多少关系呢？
歌词的思想立意如此，艺术表现也很贫乏，“美如水”的分明是阿里山的姑娘，“壮如山”的分明是阿里山的少年，原封不动地搬来形容土家族的“山妹子”“放排汉”，那土家风情的个性何在？歌词的创意又何在呢？其第二段所谓“质朴朴地表情谊”“土家人的梦和盼”等句也很生涩。容我说一句刻薄的话，此歌在当代歌坛走红，实在是鱼目混珠，以莠充良，足为我们的词作者戒。
（二）
民俗往往可以入歌。
其一，对于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为之自豪，歌唱它，就是歌唱我们热爱生活的情怀，表现它，就是表现我们的生活情趣和自信。如山西民歌《牧歌》：“赶上那牛儿呀上西山，山歌哟唱上白云端呀，牛儿哟赶上西山顶，竹箫哟吹上呀九霄云呀。白云听我山歌儿来，朵朵莲花脚下开，阳雀听我山歌儿来，落下云头静静听呀……”某些传统民俗、文化遗产，当我们重新发掘它、打量它，从我们的目光里流露出来的是欣赏，是得意，是久违之后的惊喜，歌唱它，有助于文化传承，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滋有味。《大花轿》等新民俗歌曲在1995年前后大火特火就绝非偶然。甚至吃辣椒的饮食习俗，被一个爱吃辣椒的湖南人写成歌词，由一个爱吃辣椒的湖南歌手演唱，一首《辣妹子》居然也红透天下。因为一种饮食习惯，即是一种风情，一种性格，即能见出一种时代精神。词家的发现，让天下人会心一笑。
其二，异乡、异族、异国的风俗，会让我们耳目一新。歌以咏之，表达的应该是我们的新鲜感、好奇感，其基调应该是欣赏，是理解，是对异质文化的尊重，而不是排斥和贬低。我们不必真的以为“月是故乡明”，不必恪守一成不变的华夷之辨，不必自大到以为四邻皆为化外之民，只有自己的故里才是礼仪之乡。我们不妨以盛唐的胸怀和自信，去胡服骑射。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锺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唐·高适《营州歌》
从中原文化的视角看去，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人狐裘蒙茸，衣着奇异，只知骑射豪饮，不识诗书礼乐，颇有化外色彩，但他们那种粗犷本真的生命状态和旺盛的生命力，却多有我们这些为文化礼教所规范所束缚的人们称羡之处。
表现他种民俗，不仅在于猎奇，满足作者和读者的好奇心，更在于通过对风土人情的展示，表现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这一类歌的价值，不仅在于表现各地风俗的奇异性，还在于表现普遍的人性，表现人类与命运抗争的共性。
以居住民俗为例，窑洞之与吊脚楼，犹如穴居之与巢居，房屋之与毡包，即定居之与游牧，彼此对视，都是奇风异俗。
欣赏他乡风情异地民俗，王洛宾不愧为一个典范。他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此后多年却迷恋西域音乐，徜徉于民歌铺成的丝绸之路上，搜集、整理、改编、创作，终其一生，愿跟青海姑娘去放羊，想掀一掀乌孜别克的盖头，向往达坂城的马车夫。
对于现代婚姻制度的一个异数，云南摩梭人的走婚，这个让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着迷的奇异民俗，我们也不妨多一些理解，去听一听那泸沽湖上传来的《走婚歌》：
阿哥啊，
月亮才上西山头，你何须慌慌地走？
火塘是这样的温暖，玛达米；
我是这样的温柔，玛达米。
人世茫茫难相逢，相爱就要到永久，
阿哥你离开阿妹走他乡，只有忧愁……
然而，不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值得尊重和保护的，不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值得欣赏和歌唱的。无论在故乡或在他乡，都可能有一些民俗属于陋俗，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应该予以甄别。
人类的有些陋俗是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的，如传宗接代的观念，重男轻女的习俗，在遗传学理论成为常识的今天，已经显得十分可笑。有些陋俗是由统治者的极端自私和残忍造成的，如太监制度、殉葬制度。还有一些陋俗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如吸烟、酗酒、吸毒、赌博、狎妓，明知其有百害而无一利，却禁不起诱惑。
还有缠足，对于中国人来讲，这简直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民族耻辱！这种给妇女带来极大痛苦和身心扭曲的恶俗，始于五代南唐或者更早，为害一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彻底禁绝。把好端端一双天足，硬要缠成“三寸金莲”，把健康的女子弄成终身残疾，这该死的民俗难道是我们可以歌唱的吗？可是，历史上还真有这种对于残废之足的颂歌，在清代，苏州就流行着这样一首《缠金莲》，表现当时男子极端病态的恋足癖：
娘子啊，
你的金莲长的小，
宛如冬天断笋尖；
又好像五月端阳三角粽，
又是香来又是甜；
又好比六月之中香佛手，
还带玲珑还带尖。
边缘的优势
？ 陈心想
在社会科学里边有一个边陲—中心的依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支脉。这个理论认为中心是发达的，边陲是落后的，而边陲的落后正是因为中心的剥削。这个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边缘也有其优势。对历史长时段的考察，往往发达起来的是边陲，是边陲胜过中心，尔后又成了中心，有点河东河西的味道。边陲胜过中心的道理记得顾准曾提到过，顾准在《论孔子》一文中曾说出自己的一个“奇想”：孔子求售其思想和政治主张之所以失败，在于他选取的地方不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地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和美国，五百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
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是在偏僻的秦国，而商鞅却不是秦国人。新教徒逃离了祖邦大英帝国的种种枷锁和压迫，乘“五月花”万里水渡到达新大陆，成就了当今世界霸主美国。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作为“中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太成熟了，利益的格局形成了，观念的格局也定型了，力量特别大，僵化了人的头脑，也束缚住了人的作为。古代皇帝迁都，其实也是有避开这么一个已经定型了和被关系紧紧束缚住的“中心”。武则天在长安，想有所作为，因为李唐发家在长安，李唐一派贵族的力量很大，作为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包括文化上的话语霸权关系，都让武则天的作为步步受阻，于是聪明的武氏把都城迁到洛阳，重建宫室，长安作为陪都。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南京的格局作为先皇故地，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上都打上了烙印，不如北京可以摆脱那些关系格局和观念的纠缠束缚，放开手脚。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中心和边缘有着重叠的含义，比如中原地区历史上作为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国家地理上的中心。一方面，如果只有一个中心，边缘会因为自己受中心主流和传统的束缚力较小，而容易改革和调整自己。另一方面，处于两个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因为两种文化的碰撞，比较会产生新的文化，广东香港沿海地带，在中国近代史上西风东渐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后，竟出现文化北上的现象。世界在变化之中，文化是调整人们的生活的一套观念、方式。中心被关系束缚住了，因而面对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阻力较大，因此容易落后。即使在两种文化碰撞的时候，中心位置也是受到这种异文化的冲击较晚较困难。中国作为文明发源地有值得自豪的文明历史，但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必须应付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
实际上，我们从被关系束缚住的社会导致落后的角度看，内地落后的问题可以解释，同时走出落后的路子也要从这些原因里发生出来。传统的中国是乡土性的，一个基础特点是从土地里讨生活。如果进一步说关系束缚的社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束缚在土地上造成的。土地不像货币可以自由流动。从土地里讨生计，受到环境、节令影响很大，而且一片土地上一年的收成是有限度的。人力和肥力的投资达到一定程度再增加就不行了。有足够的资本和人力，工业生产可以扩大生产。农田的工作是不行的。土地的不流动造成了人们的流动很小，从而关系在一个地方也就年深日久沉淀下来，形成了格局，束缚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而在这种农业生产方面的边际效益递减的局限，造成了追求财富的强大阻碍。有限的资源和稠密的人口，造成了一部分人想突破这种局限，讨一个富裕生活，于是他们便利用关系和权力剥削他人。权力在关系中，于是各种关系网络编织了起来，当官然后贪污成了苦心积虑地追求。提起来贪污和利用职权的腐败，人人恨得咬牙，而有的人实际上恨的不是贪污本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这种文化是很可怕的。为了攫取这个机会，极尽拍马逢迎瞒上欺下之能事，取悦上级官员，可以高官得做骏马得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