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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两大思想体系——经济科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都归功于它”（P．58）。在这一章中，汤因比强调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土地革命”，这两者“在18世纪末伟大的工业变革中发挥了制造业中的革命——通常人们更注意这个领域的革命——所具有的同样巨大的作用”（p．61）。
20世纪伊始，一些著作家即开始设想其他的工业革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2）提请人们注意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朝向合理化的努力以及由于电力和新的化学工序的出现和进步而发生的变化”看作是“新的产业革命”（W．米金）和“第二次产业革命”（H．S．杰文斯）。这两部著作还提出，甚至在这次产业革命开始之前，已经发生了其他的工业革命。早在1894年，J．R．格林夫人就曾写到15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而且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H．范韦尔韦克已考虑过11世纪的一种“产业革命”，而V．戈登·查尔德则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青铜器时代末期的一次“产业革命”。这个设想产生过其他工业革命的过程与科学史学家们关于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科学革命的讨论不无相似之处（请参看上面第6章）。
产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这样一个方面，即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这两种革命看作是连续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O世纪，甚至延续至今。因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62，46）特别指出，产业革命“的确不是一个有开始有结束的事件。问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实质在于，自此以后，革命变革成为规范，它仍然在继续”。
依据这些多变的概念，几乎所有论述产业革命的作者都认识到，需要使他们的术语更精确。戴维·兰德斯（1969，1）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细致而广泛的讨论。他指出：“‘产业革命’（小写）这两个词通常指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用机器代替人的技能，用无生命的力量代替人的和动物的力量，从而促成了由手工艺业向制造业的转变，而且也因此产生了一门现代经济学”。这种“产业革命”“已经使许多国家发生了变化，虽然变化的程度各有不同。”兰德斯进一步说：
这些词有时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它们通常被用来概指任何迅速的重大的技术工艺变革，而且，历史学家们已经谈到一次“13世纪的产业革命”，一次“比较早的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南部棉花产区的产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那么，我们拥有多少历史地划定的产业革命的顺序，加上那些将会在未来出现的顺序，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多次“革命”；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已经处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之中，第三次产业革命是自动化、空中运输和原子能的革命。
最后，兰德斯注意到当把两个词大写时产生的第三种意思。产业革命这个术语通常“指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转变到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过程的第一个历史证明”。这次产业革命“是18世纪在英国开始的，然后又以不同的方式传播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海外其他几个地区”。
当G．N．克拉克（1953，29）1952年在格拉斯哥就产业革命概念进行讲演时，他不禁断言，“从历史编纂学的观点看，产业革命的思想已经衰颓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名称通常所限定的那个短暂的时期，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新的机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流动；一种新的社会不满。然而，这些都不是可以用一句话的公式来概括的经济生活中一个独特的突变和盛衰的方面。
特别是，克拉克发现，产业革命是有先例的，所以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开端。而且，实际的时间表在不同的——虽然是相近的——地点或场合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他问，什么革命可能从17世纪开始，而到20世纪仍然尚未完成？我们将会看到，当20世纪的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科学革命的时候，这些同样的考虑几乎都会出现（下面，第26章）。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五部分 19世纪的科学进步 第18章 靠革命，还是靠进化？
19世纪——科学中的这个时代，从道尔顿的原子论一直延续到普朗克的量子理论，而且其中还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充满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政治、社会运动。在激进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名册上，记载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法国大革命宣告了它的诞生以来，这个世纪又经历了1820－1824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以及全欧洲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崛起。1848这一年是特别不同寻常的。以1905年流产了的俄国革命而告终，19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霍布斯鲍姆，1962）。然而，19世纪也是一个进化的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那个世纪的主要的新的科学概念，不仅改变了生物学的进程和当时流行的关于科学如何进步的观念，而且还影响到从社会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到文学批评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理论。不过，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个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进化论思想，却是在科学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从那个世纪之初开始，人们似乎普遍在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一词的含义——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对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实干家来说，“革命”一词完全失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回复。循环或盛衰这样一些同源学的内涵。但是，在19世纪中期前后，又出现了对这个慨念的新的曲解：“不断革命”。这种说法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讨论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下，“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这个问题时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62，1：106—11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392页）。但是，甚至比这更早，1848年10月，P．－J．蒲鲁东（1923，3：17）就曾公开宣称：“谁要谈革命，谁就必谈进步”。他继续说，由此可见，“革命是，nn permanence（永久地）进行的，而且，严格说来，在各不相同的革命中，只有完全相同的革命才是不间断的”。不断革命的概念的意义后来慢慢超出纯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范围：在列宁去世以后的俄国，它变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分歧点（参见泰奇，1973，84－92，97－105）。不断革命无疑是18世纪把革命看作是能够推翻现存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某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系列相关事件这样一种革命观的根本转变。
那些在19世纪以科学中的革命为主题著书立说的人没有明确地运用马克思的“持续的革命”或“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这两个短语，而且也并不是科学在蒲鲁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产生了这个长期革命的形象。不过，在19世纪，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分析家开始把科学设想成一个持续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科学探索的这个方面已由一个数学的隐喻表达出来：真理存在于一根渐近线上，这意味着科学没有任何简单的有限的终点，真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但永远不会完全地达到它。
所以，随着19世纪的往前发展，人们承认，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革命（也许是一系列不间断的革命）的推动，但是，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些革命可能是长期的——而不像一场政治革命那样持续几年的比较短的时间。而且，也正是在这时出现了科学革命的概念：一系列的事件传播了也许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从哥白尼一直到牛顿；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近代科学。这个概念清楚地出现在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参见格拉克，1977，33）。但是，就象孔德的许多思想那样，我们在圣西门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萌芽。吼德曾当过圣西门的秘书，参看下面第22章。）同时，我们还看到，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人们普遍意识到一场长期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把科学看作是一个连续过程，或看作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持久的革命这种观点出现在赫伯特·巴特费尔德的被广泛阅读的讲演集（949）和鲁怕特·霍尔的《1500－188年的科学革命》（1954）中。
并非所有19世纪论述科学进步的思想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革命无论怎样都是理想的或不可避免的。在那个世纪的最后25年中，人们开始期望，科学中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思想团体中，人们认为，科学中的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像马赫、玻尔兹曼、纽康和爱因斯坦这样一些知名的科学家认为，重大的突破是一个进化过程而非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召开的艺术和科学大会上，西蒙·纽康就“科学研究者的进化”致介绍辞。他坚持认为，这个进化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1905，137）：“从这个观点来看，推动人类提高到现在他所处的主人地位的运动的主要动力显然是科学的研究者……作为使这个研究者的代表们能够在今天聚在一起的第一个动力，让科学研究者的进化成为今天我们的有价值的主题。因为我们要通过研究一个有机体产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了解它的进化，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怎样同他的前辈们所付出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纽康把革命看作是长期进化发展的顶点；它们也许是不明显的，而且，也许要经过比较深的研究才可能被揭示出来。
19世纪将近结束时由革命到进化这种看法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家们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反应，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政治革命的消极方面。无论人们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想，但是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共和国向一位指导者屈服，并且最终由一个皇帝来统治。旧的贵族保留了下来，而且拿破仑又加封了一些新贵族，这是对所谓“平等”的嘲讽和玩弄，而且人们忘却恐怖时代猖狂的暴行，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必须记住，19世纪欧洲的革命都伴随着暴力：在1848年革命中，人们依靠街垒和路障进行战斗，同时恢复了法国大革命的极端。
1830年，历史学家B．G．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第2卷序言（尼布尔，1828－1832，第2卷，第2页；参见席德尔，1950，237）中写道：“如果上帝不进行干预”，那么这个世界就将重新崩溃，就像“三世纪中期在罗马社会中发生的情况那样：幸福、自由、教育和科学的绝灭”。四十年后，187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