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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
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整之馀，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土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竞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脐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没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上声殳下言）咳其例者乎？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上声殳下言）咳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苟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来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现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换有来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号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齿斤）（齿斤）焉而未有已。吾现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请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水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阁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外门内上四下袁）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偏不怍，乐也。
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读，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口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人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土，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骊之文而退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学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世。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庄子》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庄子》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六籍播于秦火，汉世摄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艺取土，我朝因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