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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水雷鱼雷，行军需用之器，择地择人，通筹兼顾，军火既免于缺乏，饷需亦免于虚縻，则简器之任宜专也。惟是七省水师，特派重臣经画，创办之始，必须持款千余万，办成之后，必须有经费数百万。统筹国用，亦知财力难胜。然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筹水师一军之用。各督抚通力合作，挹彼注兹，当不致束手坐视。而水军以渐扩充，远或七年，近或五年，积蓄经营，殚精竭虑，或可有成。夫以中国之大，圣诏之宏，畏天恤民，讲信修睦。苟彼族渐濡德礼，岂不宜诈虞悉泯，怀我好音。乃十年之中，丰大业之案甫定，而日本构兵，马嘉利之案甫弭，而俄人要约。东失中山，而南又挫于交海，何哉？彼以水师火器为长技，挟兵以卫商，挟战以要和，而我犹狃于旧船旧炮，不知改弦更张。徒欲将士以血肉相薄，文臣以口舌相穷，亦常不及之势矣。
反复思维，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事，在海防为先著。应请专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为兵轮，垂为经制。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度，以专责成。内政作而外御纾，庶几收惩病蓄艾、尝胆卧薪之效乎？应如何筹定饷项，建立衙门，请派大员之处，伏恳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
☆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
嵩焘年二十而烟禁兴。天下纷然议海防。明天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议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条约，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条约，又二年，定约于京师，又十七年，而有烟台条约。凡三十七八年，事变繁矣！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癸卯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见南宋以后之议论，与北宋以前，判然为二。然自是成败利钝之迹，亦略可睹矣。间语洋务，则往往摘发于事前，而其后皆验。于是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
癸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语诸人，一皆格而不能入。矜张傲睨，而不能深求。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衰病颓唐，出使海外，群怀世人欲杀之心，两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义，所据以为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傅会以申其说，取快流俗。窃论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顺有余，非徒以保全国体利安生民而已。
奉使两年，处置事理盖繁。要皆一时一事之利，无当安危大计。稍检奏议书说，详论洋务机宜数通，刊而存之。为夫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质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广其益，亦不敢望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时已卯夏六月。
○拟陈洋务疏
窃臣因病两次乞假回籍，渥荷天恩优赏假期。于时滇案办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痊，分当求退。五月二十四日，英使威妥玛贸然出京，滇案未能议结。臣岂遽能置身事外。自应勉强支持，暂请销假。而现在办理洋务机宜，有可一言其略者。
伏思夷狄为患中国，自古皆然。所以控御之方，战守和三者而已。彼其侵扰有常所，其盛衰有定势，因时制变，应之有余。洋人以通商为义，环列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藉衅生端，以求便利。名为外忧，而负实在内地，名为敌国，而构祸不出邦交。故臣以为今日之洋务，战和守三者俱无可言。何以言之？凡战有二：曰攻剿之师，曰应敌之师，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练兵制造之精，其君臣相与讲求，日新月易，未尝稍息，而独不肯轻易用兵。其视通商各口，皆其利薮，意尤护惜之。彼不言战，何为迫使战乎？凡和有三：曰定岁币之等差，曰议聘使之礼节，曰辨称号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较论及此。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广东通商亦复如故。其苛索兵费，但以为因此用兵，兵费即取偿于此，始终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遍据要害，所争莫大于是。更不得以和论。至于守之为义，由皇古至于今日，由天下至于一家莫能废也。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百数十口，虎门、大沽并称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办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门炮台，为善后之计，费至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入，一毁无余。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高垒巨炮之用，终亦不能持久。至于广东展转贻误，而有宁波之失，金陵展转贻误，而有镇江之失。延及咸丰七年，广东省城为洋人袭入，扰及天津。洋务遂至穷于办理。此其成迹亦略可睹矣。今且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篱之隔。故臣以为守者，经国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也。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见列朝平定准噶尔、布鲁特方略，以至仁诛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诚，招携怀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之叛，办事大臣某某，已戕于贼，追咎肇衅之由，谴及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之变，参赞大臣某某，经回民控诉，逮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亦经控诉，逮问督臣某某。所属回番各部，拊循处理，务使持平，惟恐一夫称屈。允为列圣控制中外之成规，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
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洋人情势，尤所茫然，无能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恤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臣以庸愚，为众论所诟讥，何敢再有陈奏。然窃计今时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练习洋务，至精至博，用能力筹富强之术。而于交涉洋务亦皆深得体要，维持保全。如臣才识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据所见闻，证以前代事迹，深有悟于中外交接之义，沛然不疑于其心。疾病昏愚，无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言者。谨就今日办理洋务机宜，略具四条，可以见之施行。伏候圣明采择。
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为出政之所，中外事机，悉归裁定。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之设，一仿军机处章程。遂与军机处并立。其时恭亲王实司总理，可以专制。兼因交涉洋务，多持正议，不愿与闻。今已办理十余年矣。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不能不归军机处。军机大臣未经奉派总理衙门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无从推求。臣愚以为军机大臣，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名，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向止广东一口。嗣是沿海开口，以及奉天，内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分踞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遍及陕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其四川、贵州、河南交涉教案，层见叠出。目前无洋务交涉，独湖南一省耳。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于此稍有惶惑，一视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过持正论，其后展转翻异，迷误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务为尤要。自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数出，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辨纷纭，而办理归结处，总在讹索赔款，广开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无知预防者。动辄积嫌生衅，激成事端，展转以资其挟制，而使遂其欲。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构衅为能，而多加之粉饰，又以了案为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间讼案，含忍受冤，即亦无辞。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故臣以为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知事理而已矣。汉诏出使绝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者，不过折冲樽俎一日之间，实不逮西洋关系紧要之万一。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负重，刻自砥砺，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之气。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在朝廷一念之斡旋而已。
一、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左近必噜及西班牙所属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资办理。此外各国，全无凭藉，而恃数万里外之使臣，因事与之辨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见。即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虚弃之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渐次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不可少。此时出使通好，委无关系。而既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援为例。正虑此后出使岁必加多。臣以为考求洋务，中外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则尽人可以差遣。窃计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类能谙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务使廷臣相习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亦不能不加研究，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为裨益必多矣。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国，悉依本国法度。中国刑例，有万非西洋所能行者。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无可据之势。惟当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滋事，依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中法办理。其视洋民，犹中国之民。视办理洋案，亦犹办理中国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见，以存中国一视同仁之体。其间交涉洋务，上谕奏摺，应发抄者，概行发抄，使天下晓然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