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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观乎国民之所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冁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克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康有为之《辩革命书》，一生抱负，在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种族之别，则尤无须乎尔。此其巨谬极戾，余杭章君炳麟已辞而辟之。公理显然，无待赘矣。然康之所说，其根据全在雍正关于曾静、吕留良之狱所著之《大义觉迷录》。不为揭而出之，恐天下犹有不知其心，而误信其言者。兹刺取《大义觉迷录》中康氏书抄袭之语，比较互列于下。《大义觉迷录》有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康氏原书亦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又云：“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其抄袭者一。《大义觉迷录》有云：“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康氏原书有云：“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其抄袭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传》为伪传。今为辩护满洲计，则并引其语矣。）《大义觉迷录》有云：“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夷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国昔从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又云：“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其抄袭三。呜呼，彼其心岂不以为此我世宗宪皇帝之圣著，为小臣者所宜称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仅云：“我朝既为中外臣民之主，不当以华夷而有殊视。”而己未尝自认与吾同种族也。康氏原书乃引《史记》，称匈奴为禹后。遂倡言曰：“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呜呼，非有脑病，谁为斯言！夫匈奴即与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更为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详言之。大抵华人蒙古人满洲人皆无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谁能为此言！至于称颂满政府圣德，谓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此虽在满洲人犹将愧骇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笔之于书，以告天下！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绂除之，毋为戾气所染！
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乎？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即在此也。然历史者，进步的也，改良的也。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两相冲突，必相调和。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至于所云：“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则请语之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其第二问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则请语之曰：以其为满人而排之，由民族主义故；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由国民主义故。两者俱达者也。夫使为国民者，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而有异种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为君，此真贱种之所为也！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其不同，犹今日之邻国也。乘乱入寇二百余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犹不以为非。则联军入京，比户皆树顺民旗，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其第三问曰：“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请语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彼之言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此其言有类梦呓。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而不悟满之对我，其阴谋诡计为何如，容可谓之知言乎？故吾之排满也，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也。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梁氏而无以难也，则请塞尔口，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噫！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请语之曰：子毋怒！子欲知国法学，宜先知家数。日本有贺长雄氏，言英国宪法学者，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皆非偶然，诚通论也。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梁氏见之，又当震惊如何！学不知家数，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徒自苦耳！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呜呼，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怛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