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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何处，否则我不会感到舒服。我不想进行任何实验。美国人民已经经历 了许多实验，他们不想再要实验，而想要休息。”他不喜欢“进步主义”和
“自由主义”这些词，他想要的是“向前看的计划”。一个“向前看的计划”， 这就是一切。
也许杜鲁门还不知道，他们都高度评价他对他们的尊重。查尔斯？墨菲 是个腼腆的人，只有在别人主动与他谈话时才讲话，后来他评论说：“在许
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很粗暴，但对待他的私人班子，他却格外温和？？而 他的班子也以一种超常的努力工作、自愿加班和全身心的、一心一意的奉献
来回报他的友善。”
以后来总统班子的标准来看，这个班子并不大，不像某些后来的总统的 白宫班子，为杜鲁门服务的那些人从不参与决策。据乔治？埃尔西回忆，杜
鲁门班子中没有任何人梦想过为基本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 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
这一点必须要不断地强调（多年后埃尔西在一次采访中说 道）。白宫不存在对外政策的庞大机构。白宫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
庞大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试图）通过僭越？？通过以国务
卿无法接受的方式？？通过向总统证明、或试图向总统证明他们（比 国务卿）更精明、更有才华、他们的主意更好的这类方式来建立自
己的声望？？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白宫中有人想要以这 种方式来行事，那么在 30 秒钟之内他肯定就会被赶出去。
杜鲁门身边的那些人的忠诚是绝对的，从未动摇过。在后来的年代中， 社鲁门白宫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
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 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
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 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
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 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
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
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 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
——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
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 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 稳步增长。
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
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 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
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 得到了鼓舞？？
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 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 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
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
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 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
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 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 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
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 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 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
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 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
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 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
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 心地胡乱画着狼头。
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 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 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
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 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
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 4 月 2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 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
“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 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 年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史汀生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史汀生已经直截
了当地告诉他：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产品丰富的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这个看法杜鲁门很快就接受了。在 1 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
已经谈到与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的问题，并把这作为传播 自由和民主“信仰”的一种方式。3 月 6 日，甚至在发表“杜鲁门主义”之
前，他在贝勒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是经济世界中的巨人。不论我 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形式依赖于我们。”
5 月初，社鲁门派迪安？艾奇逊到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克利夫兰的边远 小镇、即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去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凯南和他的特
别班子一直在准备他们的报告，而杜鲁门根据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后所谈的 情况，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地救助欧洲。艾奇逊的演讲是杜鲁门对外界反应进
行试探的警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急需一切，但却买不起任何东西。 艾奇逊强调说，财政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
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欧洲自身复兴的余地如此狭窄，以至刚刚过去的 那个严酷的冬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如果想要拯救欧洲，必须提供大量资金。
“这对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 的职责和作为人类的荣幸。”
欧洲目前成了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在 5 月 14 日于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反 问道：“它成了一堆废墟，一所停尸房，一张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5 月 25 日，凯南的报告《从美国的观点看欧洲复兴的几方面问题》提交 给马歇尔。报告称，美国对世界问题的回答必须超出对共产主义压力的防御
性反应。美国对欧援助的努力“不应因此以同共产主义的战斗为目标，而应 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经济健康及其活力”。两天后，刚刚完成了对欧巡访
的副国务卿克莱顿送上了另一份紧急备忘录。形势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糟。 数百万人正经历着慢性饥荒。欧洲的崩溃将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美国经济 的混乱。
国务院和总统的办公桌边相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批 准，马歇尔决定在哈佛大学发表一个演说，他应邀在 6 月 5 日、星期四去参
加那里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荣誉学位。艾奇逊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没有人会 去听毕业典礼演讲。当演说的时刻到来时，马歇尔登上哈佛校园中阳光照耀 下的演讲台，在
7000 名听众面前用温和的语调读起他的讲稿，他低着头，似 乎并不特别在意人们是否在听。
讲稿是由波伦在大约两天前起草的，主要内容大都取自凯南的报告。社 鲁门事先是否看过它的副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马歇尔特别注意与总统保
持联系这一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
根据马歇尔的愿望，演说稿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刺耳的 反共语言。
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要反对饥 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
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 出现。
演说中有两个观念是新的和特别的。他号召欧洲团结起来，在美国的帮 助下，制定出自己的计划。同时，从逻辑上看，他也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加入 这项计划留了后路。
由美国政府承担起单方面地拟定一项给予欧洲经济自立的计 划的责任，这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创
议必须来自欧洲。美国的任务应该是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 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项计划
应是一项共同的计划，即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得 到许多国家的同意。
接着，马歇尔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仅仅依靠阅读文章和观看照片来把握
欧洲形势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整个世界的未来有赖于正 确的判断，有赖于美国人民认识到最好能做些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演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使得几乎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英国 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先看到马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