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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继续对外扩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
——二五年——二八○年
第一节 政治概状——东汉前期
（汉光武帝至汉章帝共六十四年）
刘秀（汉光武帝）获得了农民战争的果实，重新建立起汉朝的统治。因为他建都在洛阳，史家称他的汉朝为东汉朝。
汉光武帝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之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的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施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东汉后期，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展了它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们给广大农民制造出无限的灾难，农民被迫起义，最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由于大起义的失败，豪强们各依自己的武力，公开割据称雄，统一的外壳破裂了，社会进入大混乱的分裂时期。
本节叙述东汉前期因王莽时农民战争的推动，社会多少有些进步；同时因战争的果实落在豪强集团手中，豪强势力加速地扩大起来，引起东汉后期豪强集团的猛烈冲突。
王莽时农民起义军势力到达的地区，奴隶参加起义，地主受到惩罚，农民有荒地可垦，土地与奴隶问题获得了部分的解决。赤眉军屡战屡胜，兵士们却日夜愁泣，要求回家种地。这说明起义地区的地主统治已经发生变化，淳朴的兵士们认为可以国家了。汉光武帝在农民战争这个部分胜利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奴隶与土地两个根本问题。
公元二六年，即汉光武帝称帝的第二年，当时战争正在开始，他便下诏书，令民间释放奴婢。自二六年到三八年，下了七次诏书（其中一次是免罪徒为庶民）释放官私奴婢。诏书说：敢拘留不放的奴婢主，按略卖人口律治罪。他又给那些被父母出卖为奴婢的制定了保护生命的法律。公元三五年，连下三次诏书：（一）奴婢主杀奴婢不得减罪；（二）奴婢主炙的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三）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限制奴婢主暴虐和允许奴婢有自卫权的法律，显然含有进步的意义，这将使权势较小的奴婢主，在兽性勃发的时候，多少要有些顾忌。自公元五三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到七九年（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发给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粟三斛或五六斛前后凡十次，平均约三年发一次救急粮，主要用意也在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东汉朝奴隶不象西汉后期那样成为社会的危急问题，汉光武帝这些措施是起着作用的。地主阶级并不反对这些措施，因为农民大起义给了它应得的教训。
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公元三六年，全国统一。三九年，下诏书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问，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官吏却以查田为名，大肆讹诈，逼得全国农民和某些地主到处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农民起义军的发源地，反抗尤为剧烈。汉光武帝面对着这个事实，采取什么措施呢？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欧阳歙做汝南太守时查田不实、贪赃一千余万钱的罪行，下狱处死。又用同样罪名杀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这算是对农民表示那些赃官已经受到惩罚了。他是镇压农民最有经验的统治者，他知道用武力镇压起兵反抗的农民，将要引起农民更大的反抗，因此他用五人共杀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汉光武帝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就是他对豪强所行的柔道。
西汉后期极其紧张的土地与奴婢问题，由于农民大起义得到部分的解决，依靠这个部分的解决，东汉才建立起将近二百年的统治。
西汉地主阶级分无市籍与有市籍（包括一切所谓微贱人）两部分。无市籍地主有做官吏的权利，有市籍地主不得做官吏甚至法律上不许占有田地。这两种地主虽然都有大小豪强，但从政治地位说来，无市籍豪强是上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贵族和大官僚；有市籍豪强是下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大商贾。政治上上层豪强排斥下层豪强。经济上两种豪强有相同处，就是上层豪强也经营商业，下层豪强也兼并田地；他们又有相互联系处，就是下层豪强向上层豪强纳贿取得政治上的保护。
汉光武帝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外戚四十五人，与宗室王侯合成一个豪强集团。朝廷用人，主要从这个集团中选取，特别是南阳人。东汉皇室宗室的男女嫁娶，大体上也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皇后皇太后的母家常是这个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一家。东汉后期，政权常常落入外戚手中，外戚成为无市籍大地主，也就是上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汉光武帝为集中权力，在朝官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朝廷最高的官称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并无实权，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大臣享受名义上的尊荣。在宫内设中常待、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多人，掌传达皇帝口诏，阅览尚书呈进的文书。东汉后期，宦官经常从外戚手中夺得政权，指挥尚书们发号施令，朝廷大官无法对抗。宦官都是无赖凶狡人出身，他们夺得政权后，成为有市籍地主，也就是下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无市籍的中小地主有权做官吏，仕进的道路一般是（一）公府辟召，就是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官府属官；（二）郡国荐举，就是郡太守国相按二十万人口选举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保荐孝廉若干人到朝廷，考试及格后授各种官职；（三）由曹椽（音院yuàn吏）积累资格逐渐上升，就是京内外各长官（包括县令）聘士人做本官府属吏，由吏迁升为官。走这三条仕路的人，必须（一）是士人；（二）是通经学或能作奏章的士人；（三）是被称为孝廉的士人。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读书，因之，东汉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也因为学校发达，士人间竞争也更加剧烈，在孝廉这个名义下，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求名法。例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以后，和两个兄弟分家，三分财产自己取最好的一份。两个兄弟算是能让，也被举为孝廉。许武于是大会宾客，宣告使两弟成名的本意，把自己一份财产分给两弟，许武因此获得更大的声名。又如赵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凡二十余年，乡人都称他是孝子，州郡官屡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出来，孝名愈来愈大。后来郡太守陈善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按惑众欺鬼神的罪名处罚。上述那些求名法一般是出于缺乏势力的士人。有凭借的士人就不必这样做，他们或者以阀阅（门第资格）被荐举，或者走权贵门路。例如河南尹田歆，某次照例荐举六个孝廉，其中权贵指定的就有五个。不管士人用什么方法求仕进，有权荐举士人的大官还自有一个选择法，那就是“郡国举孝廉，大率取年少能报恩者，着宿大贤，多见废弃”。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的关系，在私人情感上发生父子的关系，被荐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背义，将为士类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有些名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士人是无市籍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东汉后期士人逐渐从外戚为代表的上层豪强集团里分化出来，变成官僚集团，在外戚、宦官两种势力之外，自成一种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团，反对宦官集团。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育起来，不过，汉光武帝和他的继承人汉明帝还能掌握皇帝的权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作恶。他们在位的时候，确是惩治不法官吏比较严，赋税摇役比较轻，对外战争比较少，史家称汉明帝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王莽暴乱后，出现这个休息时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汉章帝改变汉光武帝、汉明帝的“严切”政治，被称为“宽厚长者”。外戚、宦官得到宽厚待遇，开始作起恶来，汉章帝死后，东汉政治便进入黑暗时期。
第二节 政治概状——东汉后期
（汉和帝至汉灵帝共一○一年）
公元前一一九年，西汉武帝置盐铁官，从豪强手中收回盐铁大利。这是中央集权势力压倒豪强割据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公元八八年，汉章帝死，汉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总揽大权，事实上窦家做汉皇帝了。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特别是豪强的默许是会发生困难的。窦太后临朝，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这就是朝廷让出盐铁大利来换取豪强对窦氏政权的默许。从此豪强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随着加强。一向被排斥的下层豪强，现在不肯屈服了，他们很自然的要求参与政权，但做官吏却有困难。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给贫士公沙穆一百万钱，让公沙穆买个官做，自己间接得些做官的好处。公沙穆决心求做孝廉，拒绝他的买官钱。王仲这一类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条道路，自然都成为宦宫的拥护者。宦官凭借这个社会基础，也就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外戚争夺政权。盐铁官的废除，标志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豪强割据势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东汉后期黑暗政治开始的一个信号。在这个黑暗时期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国境内的少数族，也受到残酷的欺压，反抗战争到处发生，但都被豪强势力镇压下去。东汉后期国家衰弱，豪强却拥有坚强的武力，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军阀混斗。
窦宪得政权后，窦家的大批徒党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个县令。这些徒党们尽量搜刮民财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养了许多刺客，迫害比较正直不肯附从的官僚集团中人。公元九二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窦家党徒全部革官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政事。
一○五年，汉和帝死。一○七年汉安帝（十三岁）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音至zhì）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权河南尹、南阳太守（洛阳、南阳是贵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严格管束邓家人和邓家的亲戚宾客。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权惩罚他们。她又表扬儒学，尊礼三公，使邓骘荐举名士杨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团吸引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