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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鲁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襄公二十三年）吉凶祸福在于人事好坏不在鬼神的威灵，鬼神的作用实际上被否定了。最高的神是天或称皇天上帝，表现天意的是命。《孟子·万章篇》引《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论周武王是否说了这些话，至少《泰誓篇》的作者确有这种思想。周公说“惟命不于常”，《礼记·大学篇》解释说“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的得失由于政治的善不善，也就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两周思想家认为天也是依人而行的，天命就是民生和民意，天本身并无独立的意志。
《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尧典》疑是东周史官所作，《皋陶谟》疑出同时）“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天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文公十三年）周刘康公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成公十三年）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君）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郑裨谌（音沉chén）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二十九年）
鲁穆叔引《大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襄公三十一年）天命鬼神地位的后退，主要由于庶民力量被某些统治者所认识，别一原因则是科学性知识在东周时期有显著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现象授时的知识。
农业必须与历法相配合，历法进步也就是农业在进步。《夏小正》相传是夏朝历法，可信其中一部分确从夏朝流传下来。《夏小正》依据草木鸟兽等天然现象定季节，含立春的一月（即所谓建寅）成为孟春正月。天象主要观测北斗的运行，因为北斗在纪元前二三千年间，位置极近北极点，整夜出现在地平线上，便于观测。“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确是夏朝的天象。夏朝后期发明干支，也是历法的一个进步。殷朝历学家已经体验到太阳历一岁的开始，在立春月以前，岁首提早一个月（即所谓建丑），改十二月为正月。又创闰月法，调节节气。周朝历学家用土圭测日影长短，又观测黄道赤道附近的星座，区分为二十八宿，由此得知冬至点在十一月，改十一月为岁首正月（即所谓建子）。又发现岁星（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实际是一一·八六年一周天），因而有岁星纪年法。西周后期推得日月之交会点，因而废朏（音匪fěi新月初见的一天）用朔。这些历法上的成就，都比商朝进步，不过所谓冬至点、日月交会点绝非精确。到春秋鲁宣公以后，冬至才确定在子月（周正月、夏十一月），朔日也大体不误，同时十九年间置七个闰月也相当整齐，节气得以比较正确地用于农业。东周时期天文历学的显著进步，有助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象以外，良医用药治病，战争胜败依靠人力计谋，不依靠鬼神吉凶（孙子《九地篇》“禁祥去疑”），也都使人从经验中逐渐感到天命鬼神的虚幻。
东周兼并战争盛行，某些统治者看到许多胜败兴亡的事实，积累起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懂得没有民不可以战守：
楚廉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桓公十一年）
晋士蒍（音委Wěi）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助）？”（庄公二十七年）
晋栾武子要伐楚，韩献子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成公十五年）
郑子产断定陈国必亡，说，“陈……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能无亡乎？”（襄公三十年）
他们也懂得民是立国的根本：
陈逢滑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国）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
因为民是国本，所以君失民心，君就要失国，大夫得民心，大夫就可以得国。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出国，死在国外，晋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子孙）于今为庶（庶民），主（简子）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宗族制度的宗子，是当作始祖的继体（替身）而存在的。国君是一国的宗子，地位尊严，不可侵犯。史墨敢于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正反映东周后期宗族制度没落，强有力的大夫开始企图得国的情况。他们既然否认了国君是始祖（始封人）的替身，那末，君与国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因此，当时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民不是君的私属，臣也不是君的私属，民，君、臣都属于国家。齐国大夫崔杼杀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说，“君民者岂以陵（虐）民，社稷（国家）是主（负责行国政）；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禄养），社稷是养（为国家所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失位出亡），则亡之；若为己（国君个人）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音溺nì），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里区别君与社稷、臣与君的关系，到了各强国为统一中国而战争的战国时期，进一步便得出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篇》）的名论。
要立国必须得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政事，东周时期各国多有政治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传说齐自大公立国，即重视通商和手工业。管仲出身商贾，相桓公，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
郑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郑国狭小，力不能自立，要避免灭亡，不得不讲求内政外交的善策。《左传》宣公十四年所谓“郑昭（明）宋聋”（宋国愚蠢），说明郑是一个机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产生法、纵横两家，子产是这两家的创始人。子产执国政二十余年（前五四三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前五二二年——鲁昭公二十年），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才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他的话说，“政事和农事一样，要经常用心思考，既想这一件事如何开始，也想这一件事如何结束，按照预定步骤，切实去实行。行动不要超越已经思考过的范围，好比农夫耕作不要超越自己的田边，这样，错误就少了。”据《左传》所记，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
子产曾改革军赋制度，很多城里人毒骂他。他说，“不妨。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我知道，行善政不要中途改变法度，坚持才有成功。人心不可放纵，法度不可改变，……我下决心不改变了。”（《左传》昭公四年）他治国主张行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左传》昭公二十年）。他所谓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前五三六年（鲁昭公六年）子产在金属鼎上铸刑书，遭到守旧派的反对。晋国大夫叔向寄信劝告子产说，“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不怕长上了。是非专凭刑书，长上怎样行政呢？”子产回答说，“我为的救世呵！”郑国重商业，贵族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压迫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说来，是很不利的。子产公布法律，多少有些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过了二十多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孔子在这件事上代表贵族的保守观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他的话说，晋国要亡了。晋国不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作刑鼎，民只看鼎上条文不看贵人面孔了。贵人还能做什么！贵贱没有次序，怎么立国呢！叔向、孔子想要法律神秘化，独掌在贵族手中，使庶民莫测，不敢轻试。子产首创刑鼎，削减贵族特权，确是一个进步的措施。子产以后，郑国又有邓析，造新刑法，写在竹简上，号称竹刑，为郑国所行施。战国时韩国有著名法家申不害、韩非（韩灭郑后，郑韩合一），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学派，郑国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郑国参与诸侯盟会，言辞极其慎重。《论语·宪问篇》载孔子说子产准备言辞的过程，首先是裨谌起草，其次是世叔讨论，其次是子羽修饰，最后由子产润色订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赞叹子产的慎辞，说“古人说过，‘言语为的充分表达意思，文饰为的充分表达言语’，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意思，说话没有文饰，不能传到远处，子产的文辞传播远近，因为他经过慎重的准备”。战国时纵横家掉三寸舌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子产是纵横家的最初创始人。
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出现了许多军事家，又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如“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如“允当则归”（保存余力）、“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僖公二十八年），“亡（将亡）者侮之，乱者取之”（襄公十四年），“夫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襄公二十七年），“小国无罪，恃（有恃无恐）实其罪”（昭公元年），“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昭公十四年），“小国忘守则危。……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昭公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敌）衰”，“用少（兵少）莫如齐（齐心）致死，齐致死莫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