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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祖停止州县贡献珍美食物及特产，对宰相王峻说：我是穷人出身，碰到机会做皇帝，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又对大臣们说：我生长在行伍，不曾从师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的方术，可以写出来告诉我，文字要切实，不要辞藻。他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宰相范质、李谷也都尽心奉职，遵守法度，君臣合力，逐渐改革了一些弊政，境内小安。九五○年，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汝州吏臣上书朝廷，说刘审交有仁政，请留葬在汝州，让百姓奉事他的坟墓。汉隐帝允许吏臣的请求，汝州人哭葬刘审交，立祠堂祭祀。冯道说：我知道刘审交的仁政，他并不能减轻租赋或免除徭役，只是不在额外多取而已。本来这不算是难事，但别人不肯做，刘君却肯做，所以汝州人爱戴到如此。如果地方官肯学他的所为，何愁不得民心。冯道熟悉时事，这番话正好说明五代政治极端黑暗，官吏极端贪暴，象刘审交那样的官，少到独一无二，民众的极端苦痛也就不言而喻。周太祖留心革弊，对民众有点益处，在五代时，确是一个难得的皇帝。九五四年，周太祖死，义子郭荣（本姓柴）继位（周世宗）。
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一步。
周世宗精明强干，志气弘大，内政和军事，都取得成就。他留心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放在殿廷上，统治者能够心目中还有农夫蚕妇，想为民众减轻些痛苦，这就是好的统治者。有一次，同将相们在殿上会餐，他说：这两天很冷，我在宫中吃好饭，不觉得冷，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实在惭愧。既不能耕田食力，只有亲临战阵为民除害，心里也许安稳些。他用这些话来勉励大臣们，与前朝君主纵容勋旧功臣，放肆作恶，态度不同，这一点，恰恰是改善政治的关键。他的政治成就，主要有下列三事。
（一）整顿纪纲——周世宗任用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为宰相，魏仁浦为枢密使，都是很好的人选。他自己也振作精神，大权独揽，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权，对群臣说，我决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周太祖过度纵容王峻、王殷，后来二人因骄横被杀。周世宗吸取这个教训，群臣有功，不吝厚赏，有过失，当面质责，等到知过改正，也就
河北沧县后周铁狮
不咎既往，依旧任使。他用法严峻，群臣失职误事，往往处死刑，即使有才干声名，也很少宽宥。他曾发怒要杀翰林学士窦仪，宰相范质叩头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好久才赦免窦仪。九五七年，修永福殿，令宦官孙延希管理工程。周世宗到工地，见有些工役削木片当菜匙，用瓦盛饭，大怒，斩孙延希。初即帝位时（九五四年），发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多收稾税，令孟汉卿自杀。朝官奏称刑重，周世宗说，我也知道，不过要用他来惩戒众官，不许扰民。九五五年，令翰林学士、两省（门下省、中书省）“官荐举低级地方官，试用后如犯贪污罪，荐举官一并治罪。为整顿纪纲，改变贪风，对百官施重刑，用意是可取的，后来官吏比较守法，他用刑也就宽了一些。五代相沿，律令格敕积至一百五六十卷，文字难懂，条目又烦杂不一，贪官污吏得以舞文弄法，陷害民众。周世宗令御史张提（音食shí）等注释删节，王溥、范质等据文评议，详定为《刑统》二十一卷。九五八年，颁布《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宋朝沿用《刑统》，成为继承《唐律》的一部重要律书。
周世宗大权独揽，但并不刚愎自用。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说，你们说了我不用，是我的罪过，我求言你们不说，该谁负责！九五七年，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各色人等，不限资格，都可应试。他曾令朝臣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亲自阅览。他进行统一战争，用兵步骤就是采用王朴《开边策》的建议，足见臣下有好意见，他是肯听取的。
（二）减轻民困——佛教在唐、五代时是民众的一个大蠹虫。周世宗限制佛教，对民众是大贡献。九五五年，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不得家长允许，不许受戒出家。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等等惑人恶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年造僧尼账，有死亡、还俗，都随时销账。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四万二千余人，尼一万八千余人；寺院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数不详。减少寺院和僧尼，就是减少剥削者和坐食者，不仅对民众有利，就是那些普通僧尼，在寺院中受大僧尼压迫，得机会还俗，何尝不是幸福。周世宗在立国不过四五年的形势下，限制佛教，逐年缩小僧尼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自佛教盛行以来，寺院多销铜钱造佛像，周世宗令寺院除钟磐钹铎之类得留用外，所有铜佛像，一律送官府收买，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纪》引北宋杨亿说，镇州有一尊大悲（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这个像。周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面、胸，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是否确有斫像事，不可知，但佛教徒企图说明周世宗病死（据说“疽发于胸”），是由于伤害了灵像，却只能说明佛教徒的荒谬无耻。
九五六年，周世宗因历朝相沿，不等待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下诏从是年起，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才开始征收。民间感到方便。九五八年，依据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出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田租，连历朝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纳祖，取消特权，可见这次均赋，相当彻底。接着下诏诸色课户及俸户（替官府放债收息提供俸给的富户）编入州县民籍，所有幕职及州县官，由朝廷发给俸钱及米麦。扫除唐初以来三百数十年的弊政，显示周世宗改革积弊严惩贪污的决心。九五九年，开封府奏称田税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现查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周世宗令减为三万八千顷，即免收十分之一的田税，抵销官府的多报数，用心是较为持平的。
（三）准备统一——周世宗自称，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在他在位的五年六个月中间，主要是用兵开拓疆土，但也留意统一后的某些安排，表现出长远的计划。九五五年夏初，下诏扩大开封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闲开始筑城，到次年春耕时停止，分年进行，逐渐完成。又令今后埋葬，必须在标帜七里以外，标帜内等待街道及仓场营房划定后，听民间随便营造房屋。开封城中街道被权势家造屋侵占，很少能通大车，周世宗令改直并放宽，有些大路宽至三十步。又迁坟墓到标帜外，对群臣说，近来扩大京城，不少人有怨言，不过，日后总会得到好处。九五六年，发开封府及附近数州民夫十余万人筑外城，开封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而新兴的大都市。
周世宗又力求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汴水自唐末溃决，埇桥（在安徽宿县北）东南水道淤塞。周世宗谋击南唐，发民夫因旧堤疏浚，东至泗水上，对群臣说，目前固然有困难，几年以后，漕运通达，一定获和。九五七年，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连接济水，山东地区得与开封通舟。九五八年，攻拔南唐静海军（江苏南通县），与吴越国直接通航。同年，取得南唐江北土地，开掘汴口，导黄河水通淮水，恢复了唐时运路，江、淮漕船可以到达开封。九五九年，令王朴到河阴（河南荥阳县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引汴水入蔡水（宋时名惠民河），通陈、颖等州漕运。浚五丈河，经过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周世宗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事业，但在水路交通上，却基本统一了。
周世宗原想在前十年中，完成统一大业，连年出战，不求休息，虽然政治有所改善，民众的负担却很沉重。不过，他为统一而战，是符合民众愿望的，所以民劳苦而不怨，战争都取得胜利。
九五四年，周世宗刚即帝位，北汉主刘崇勾结辽国，大举入侵。辽骑兵万余人，北汉兵三万人，合力向潞州进攻。这是决定存亡的战争，周世宗决心亲自率兵去抵御。群臣多劝说，刘崇必不敢自来，皇帝不宜轻动，可命将出师。宰相冯道劝阻尤力。周世宗反驳群臣说，刘崇看轻我年少（三十四岁）新立，想吞并天下，一定自来，我不可不自往。又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都是身临前敌，我怎敢偷安。这个狡猾透骨向来不轻易说话的冯道，居然破例顶撞起来，说，不知道你能为唐太宗否？周世宗答，我兵力强，破刘崇如山压卵。冯道说，不知道你能为山否？冯道敢于这样强硬，是算定出兵必败。原来周世宗是郭家养子，因谨慎退让被信任，得管理家务，作茶商往来京、洛、江陵间，替郭家筹费用，从来不曾打过仗，也不曾表现什么才能。冯道和群臣都认为不中用，不如等敌兵到来，看机会投降为是。冯道习惯于率百官奉迎新君，周朝存亡对冯道和群臣是毫无意义的。当时，周世宗如果有软弱表示，灭亡必不可免。他坚持要自往，宰相王溥也劝他亲征，朝议才决定下来。
周世宗自开封出发督促诸军，兼程前进。路上，一个亲军都指挥使赵晁说，北汉势盛，应该持重缓进。所谓持重，就是畏缩不前，准备挨打。周世宗怒，囚赵晁，置怀州狱中（高平战胜后释放）。这是振作军心的必要措施，从此，诸将不敢再说退却的话。北汉军屯高平（山西高平县）南，周军屯泽州（山西晋城县）东北。北汉主率中军在巴公原列阵，骁将张元徽阵在东，辽将杨衮阵在西，军容颇严整。周后军将刘词还没有到来，周军人数少，众心危惧。周世宗志气高扬，态度坚定，命自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在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在东，向训、史彦超率精骑在中央，周世宗骑马上阵督战，张永德率亲军护卫。北汉主望见周兵少，挥军进攻，张元徽率骑兵击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小战，即引骑兵逃走，步兵投降北汉，右军溃乱。周世宗见势危，自率亲兵冒矢石督战，亲军将赵匡胤与大将张永德各率二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