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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是一个逼人发疯的时代！？他们为何如此歧视知识分子、践踏知识分子？一种理论，当它不能被实证，而且只能靠强权来实施时，你就不能不怀疑制造者的动机。在农场期间，面对无法承担的惩罚性劳动，面对天天自我羞辱的斗私批修，我慢慢领会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含义。开始，听到指导员的呵斥“你们是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和所有的大学生们一样感到委屈。我们是在所谓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又是在党的号召下走进了大学的门坎儿，受的全是党的教育。昨天还让我们感恩戴德，今天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他自己的敌人？可是，当冷静回顾我们这所谓新一代的历程时，我终于明白了。作为文革的生力军，新一代并没获得最高权威的信任。在他用完红卫兵小将、亮出红灯之后，各路造反派却我行我素，斗争的内容甚至逸出了他指定的范围。指挥的失灵使他产生新的恼怒，把新一代知识分子看成是新一轮的危险力量、新一轮的革命对象。拉完磨就杀驴的阴谋政治于是正式上演。环顾几十年的历史我突然发现，最高权威之所以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是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最恐惧。正像有能者的对手不是低能儿，而是各方面超过自己的人；富人的对手不是穷人，而是富过自己或将要富过自己的人。时代的主宰者所需要的是不问原因和结果的服从，无知无识人群最符合他的理想。而知识分子太聪明，太有个性，太有分权的思想。因此不要追问自己到底有什么罪过，当你获得了知识的时候，你就有了罪过，知识就是罪过。时代的主宰者制造了“知识有罪论”，像团长这样从无知者中间提拔上来的领导者更愿接受“知识有罪论”。越无知越惧怕有知、痛恨有知，越提防有知的不驯和颠覆。
我为我的宣判十分得意。可是我似乎听到了那个专横的形象发话了：
“我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你要有胆量，就把它们化成声音。我不能根据你的表情定罪。但听到你的声音和看到你的文字就不一样了。我重证据，这也是我仁慈的表现。当然我还不能测出人的思想活动。这也是我力量有限的地方。等我能测出来就好了。你想跟我较量，那你最好说出声音来。你敢吗？”
我惊恐，我承认我不敢。我甚至怀疑它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形象。我环顾周围，它不存在。我放心了。而团长的一句“散会”更是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当我跟着大家一起起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点也支配不了现实，相反我只能被现实支配。我所有的思想审判只能发生在无声的世界里，它柔弱如草，无力如絮，根本不堪一击。而在悲哀的一瞬间产生的迟疑还给我带来了新的忧虑：由于我起立的动作晚了半拍，我猜想，团长心里肯定又会记上我一笔账。
晚上，指导员依照团长的指令组织全连学习张春桥的文章。他一口气念完了全文，读完后嗓子都哑了。虽然他表面上强调要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除非是低能儿，否则谁都会明白这里也有一个被批判的对象。
散会后，我在山坡上解手时碰见了那个爱说俏皮话的四川兵谢国平。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嘻嘻地说：
“怎么样，老施？我说上边可怜你，让你穿上四个兜，你还不高兴！听见了吧？报上的文章是对着你们写的。”
谢国平以为是在跟我开玩笑，说完扭头跑了。可他在我的心头又划了一到犁痕。我伫立在山坡，茫然无语。我幻想一个巨大的陨星降落，把我和世界撞个粉碎。
十一、 解 脱
营建紧张地进行。四座房架立了起来，房框四周上钉满了有一定间隔的双层横杆。现在需要做的是往两层横杆的夹空中灌泥。为了使泥和横杆把的结实些，需要在和泥的时候多放些草，再做些拉哈辫子，把它们缠在木杆上。我和同班的战士到狭谷的空地上搂草。枯草很厚，只用一个多小时，我们便搂了小山似的两堆。休息时大家像小孩子似的爬上草垛，仰望着碧蓝的天空。
记得小的时候，家院里一堆起从农村拉来的麦草或谷草，我就和活泼美丽的妹妹发着欢快的呼喊，像箭一般从屋里飞跑出来，立起梯子、爬到草垛顶上，跳跃着、翻滚着。我们蹦起来，再摔倒下去，富有弹性的草堆把我们托起来，颤悠悠、轩乎乎，感觉极好。每到晚上，我们还躺在上面，嘴里嚼着草根，寻找牛郎星和织女星。我们准备用草根给他们搭桥，虽然暂时还够不着星星，但我们相信，将来能够着，能给他们帮上忙的。
然而，现在躺在草堆上，儿时的兴致一些也提不起来了。欧阳修说过，少年不知愁强作愁样子。小孩装大人蹩脚，大人装小孩同样徒然。草垛唤不起童年的欢乐，却时时刺激起我走上社会的渴望。
说心里话，我早已厌倦了这无休无止、简单机械的劳动，今天给果树培土，明天插稻秧，后天锯木头……。我总觉得我的用武之地不在草木泥石之间，而在文学写作中。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斩露头角的诗歌已经给我铺上了一点霞光，我应该在想像的世界里驰骋，那才是我能为人类作点贡献的地方。而回首过去，三年的光阴白白过去了。前瞻未来，又期限茫茫。如此下去，我不会丧失自己的所能，成为一个庸人了吗？
我永远不能理解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理论。在那个理论里体力劳动被说成是最伟大的实践活动，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体力劳动培养出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才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三个年头里，在每个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都苦苦追问，从事体力劳动是否人类最伟大的方向？亲历艰苦是否就会热爱艰苦？劳动人民是否就甘于自己的身分和和命运？值得同情的人群是否就应该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我的所有回答全是否定的。并且我总是在眼前幻化出一个神魔形象，我对着他展开争辩，展开批判。我激愤地告诉他，如果说在原始蒙昧时期，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生存，只能通过肉身劳动来谋取衣食来源，那么它是最伟大的。可是到了需要用智慧来给自己创造更为自在的生活的时代，它就微不足道了。一个进步的社会不是向原始时代看齐，而是努力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不鼓励人发挥聪明才智，反而逼迫他们向原始化进军，是最愚蠢最无能的表现。这种理论说是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其实跟劳动者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
但这个神魔不语。可能是因为听不到我的思想在“说话”，他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而且他摆出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和阴森得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好像颇带讥讽意味地暗示我，所有异端者的嘴已被铁条封住。难道还怕我一个草芥发声吗？我的现实处境已经把我的道理碰得头破血流，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他特别蛮横地显示，他重视的是无声的现实，而不是无声的思想。
无处伸张正义的压抑感在我胸中燃起熊熊大火。愤怒中我更制止不住自己的神经。一匹思想的野马四处狂奔。我诅咒时代对事实的颠倒。
我忘记不了父亲的呻吟，也忘记不了自己重新上学的恶梦。如果用当时代崇尚的观念说话，父亲是真正能吃大苦、耐大劳的人。我家住在县城，兄弟姐妹五个。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个人的三四十块钱工资。我至今都忘记不了家境的窘困。长到十八九岁，我不知道二米饭是何滋味，更没尝过融解到菜中的酱油香。到同学家串门，看他吃着这两样东西，我的嘴里蠕动口水。多少年之后每一想起当时的场面，我都为自己没被察觉的动作害羞。上小学念书时人家使用的是白纸，甚或道林纸，我使用的是黄表纸。我连一个削铅笔的简易小刀都买不起。有多少次我想趁课间休息的机会，把别人的小刀偷来。家境的贫寒逼得父亲辞去了工职，开始干私活儿。扒炕、抹墙、掏粪，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只要能多挣些钱。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出去，晚上总是摸着黑儿才回来，一年四季从没有歇着的日子。直到我来到这里，父亲还在捡粪。邻居的口水能把我们淹死，所以在同学中我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父亲从事的劳动。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每天父亲躺到炕上都要痛苦地呻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能慢慢地睡去。摆脱不了劳累使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他把我们当成了累赘，把怨气全都发泄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咒骂既凶狠又无情，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生活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之中。我同情父亲，也恨父亲，但更恨他从事的沉重劳动。父亲一辈子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看我天分高，拼死拼活要供我念书。父亲的记忆力惊人，私塾先生一次测试，他一天能记三百个生字。父亲要求先生按这个速度教他，可是教书先生不愿满足父亲的要求。父亲嫌他的进度太慢，一气之下，只学了半年，便回到了庄稼地。后来的繁重劳动让他抱撼终生。他想借着我实现心中伟大的梦想：永远摆脱挨累受苦的命运。但我不是一个早熟的孩子。父亲的耳提面命被我当成了耳边风。我天天玩得昏天黑地，考中学的前一天还到农村抓蝈蝈。在数学考场上，还在想着下午去抓蝈蝈。一道文字题的前面所有步骤全对了，只剩下最后一步24＋3。明明应得27，可是得意忘形之中一只蝈蝈的火红身影跳跃在我的眼前。我走了神，竟然写成24。一个100分的答卷最后得了80分，名落孙山是必然的下场。辍学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跟着父亲走完了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割地、上山砍柴、扒炕、抹墙、卖菜、掏粪。不说别的，单说砍柴，一个十二三岁、身材瘦小的孩子，每天要走三四十里的路，回来的时候还要背着小山似的柴禾，将怎样忍受？晚上躺在炕上我觉得每根神经都像针刺一般疼痛，疼的我整宿整宿睡不着，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不停地翻身，还伴随着像父亲那样的呻吟。父亲抹山墙时，我要把一锹一锹的泥举过头顶，停在空中，让他一点一点地抹。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颤抖，但为了不招来父亲的詈骂，我摇晃着、支撑着。扒炕，要由我把炕洞里的黑灰掏出来。每天晚上回来，我的脸像黑鬼一样。我怕见着熟人，总是低着头走路。掏粪，赶上夏天恶臭熏得我几乎窒息；到冬天，尿冰粪渣儿能迸到嘴里。但令我难以忍受的还是邻人们的歧视。一次我扛着铁锹、二齿子回来，将要走到家门口时，碰见几个邻人唠嗑。他们见我的模样，先是白眼、撇嘴，接着一个叫倪树清的工人说：“看人家老徐家的二小子，多有出息！不费劲儿就考上了中学，作文还打100分！”一股恶气从我的胸口冲到我的脑瓜顶，我想骂，更想打。然而我既无争气的身份，又无制服他们的力量。我忍住屈辱的泪水，横了横眼睛，走回了家。那一夜我没睡着觉。也是那一夜父亲的辉煌梦想变成了我的追求。念书，说啥也要念书！摆脱非人的体力劳动！摆脱贫贱的地位！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报复那个叫倪树清的工人，让他谦恭地低下头，承认对我的羞辱不对。从失学那天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