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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同志认为在私营企业中无法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私营企业中，不管资本家愿意与否，去进行民主改革，事后他们会同意的。”李立三说“我个人的意见，关于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问题，也要采取对资本家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取得资本家的同意（哪怕是半勉强性的同意也好）去进行。”
三、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处在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工会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的学校，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种意见认为，把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中国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但同时应当进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教育。李立三说：“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
四、“有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矛盾，甚至否认‘公私兼顾’的政策可以适用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调协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李立三说：“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五、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建立全国产业工会过早过多，应当合并一些产业工会而加强地方工会的领导机构。另一种意见认为，为了适合经济建设准备的需要，适合中央各产业管理部门建立统一计划、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的需要，为了给工人以全国观念和阶级整体观念的教育，打破他们狭隘的行会观念和地方观念，建立全国产业工会是必要的，而且事实证明是有益处的。李立三说：“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
六、有不少同志认为全国总工会规定的各级工会组织编制的人数太少，特别是基层组织脱离生产干部的人数太少，要求增加。李立三说：“我们觉得基层组织以上的编制人数可以稍有增加，但不宜过多。”
李立三最后写道：“此外关于工资问题，劳动保险问题，劳动保护问题，保护女工、童工问题，工会会员与共产党员可否做资本家代理人的问题，都有一些争论，我不详细说了。上面所写的我个人意见，是不成熟的，也就可能是错误的，望给以指示。”
完全出乎李立三的意料，他给毛主席的请示报告，给他带来的竟然是一场“灭顶之灾”。报告送出不久，他的意见被毛泽东所否定。毛泽东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并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
2。再次面对批判与围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把赖若愚从山西省调来取代了李立三。批准成立了由刘少奇、彭真、李富春、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6人组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负责指导全总党组的工作（当时，刘少奇已外出在杭州休养，彭真也没有到会，只有李富春主持）。
1951年12月13日至22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了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定方针及议题为：“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改进工作，以便进一步开展全国工人运动，迎接国家的新建设任务。”但是，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却对主持全总工作的李立三进行了集中批判。其中，“推崇”邓子恢的文章，定为李立三的错误之一，认为他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
李富春在12月13日下午的第一次会上讲话，指出了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实际是指李立三本人）存在的三大错误：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了解生产中心观点，犯了把生活与生产对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和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不了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三大“错误”，压得李立三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李富春报告后第二天（即12月14日），李立三就在会上发言，就李富春报告中指出的错误作检讨，他说：“希望到会的所有同志尽量来揭发我的错误。我离开中国15年，这15年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座的同志都是受过毛主席长期的教育，因此都能够了解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领导作风，而我却缺乏这种教育。延安的整风是我们党能够成为今天这样布尔什维克的党、真正先进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党的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学习。在许多问题上我的确是幼稚，不了解。因此，我很希望这次会议给我一个学习机会。我在这将近3年的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希望同志们加以揭发，这不仅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同样地对全国工人运动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
“全国总工会领导上的错误，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因为我不仅是实际工作的负责人，而且发生这些错误的根本来源，是由于我个人在思想方法上、领导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毛病。”
李立三在第一次检讨中针对指责他的错误之一申辩道：“至于我个人是否想否定‘工会要服从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同志们，这是没有的。在任何时候我都认为工会要服从党的领导，工会应当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应当把党的政策方针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为工人阶级的远大前途而奋斗。”
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陈用文同志在回忆中写道：“全总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却对他（李立三）进行了非实事求是的指责，把全国工人运动的成绩说成好像与他几年的辛勤努力没有一点关系，而把所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他一个人的过失。”“对此，立三同志除了对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再三申明之外，他总是虚心检讨，而毫无怨言，并且从不上推下卸，即使我们在他身边的人犯的错误，他也总是自己承担责任。李立三在第一次检查中就曾明确说道：‘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全部的错误，我应当负全部责任。’我个人觉得很难过。”
李富春的报告指责李立三偏向强调福利的观点，并向李立三提出五条质问：①为什么全国总工会1950年2月才提出面向生产？②为什么不宣传东北新记录运动？③为什么不研究总结天津的经验？④为什么没有抓紧生产？⑤为什么邓子恢的文件一来，全总就立刻抓紧了，并作为整风文件？
对此，李立三在第一次检查中就明确反驳道：“富春同志提这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错，其余四个问题的错误，不是由于把生产与福利平列起来，而是由另外一些错误思想而来的……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要作些解释呢？是不是要想减轻自己的错误？不是的。我所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是今后的工作问题。如果要来批判全国总工会的生产观点不明确，是片面强调福利，或者把福利与生产对立起来，那就会来一个纠偏，这就可能影响下面的工作。因为今天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各地的同志比我清楚得多，今天可能还有个别的基层组织，还有只搞福利不搞生产的偏向，但一般说来还不是如此。我最近特别去看了各省（工会）向省委的报告，其中没有发生片面强调福利这方面的情况，相反的发现了很多关心工人不够的事情，几乎到处都是如此，我虽没有统计，但可以说工会只搞生产不搞福利多于只搞福利不搞生产的。有很多任务会，行政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进行的方法也与行政差不多，不懂得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应当特别关心工人的生活。毫无疑问，两方面的偏向都应该防止，不能单讲一方面，如果单讲一方面就可能发生副作用。如果来一个纠偏，下层工会组织可能就不敢提福利问题。”“如果工会不关心这些问题，它就可能变成与行政组织差不多，就可能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
李立三在第一次检查的最后说：“今天我的发言可能是很不对题，我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甚至是惟一的负责人，我应当自我批评，揭发错误，不应当对错误有丝毫掩盖和推卸，许多没有认识清楚的应该再去认识，再去考虑，不应当说这样多……我感到有意见不说，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因此，我没有搞通的问题还是提了。为了教育我，为了今后的工会工作，希望同志们尽量揭发我过去的错误，帮助我把没有搞通的问题进一步搞通。”
李立三这第一次检讨，充分反映了他一心想到的是如何不使革命工作不受损失，完全把个人置之度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关于他受到指责的几个问题，在他从1948年“六次劳大”会议以来的几十次讲话、文章完全可以为他作证。远的不说，就在他受到毛泽东批评前不久，1951年9月28日他代全总起草了一份“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初步草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决议草案在谈工会的基本任务时，一共列出5条：
①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当前的和永久的最根本的利益；
②工会应当动员和组织工人为完成城市民主改革而斗争；
③工人阶级必须在改造整个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
④工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现时的最高任务和最大利益；
⑤争取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是工会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这次党组扩大会上，有30多人对李立三作了批判性发言。
1951年12月19日，李立三在会上作第二次检查，他说：“关于公私关系同志们批判了很多，我都思考了，但我总觉得还没有完全被说服，也许是我还有些顽固，提出我的意见来供同志们作为批判的材料。”他说：“工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新政权下一开始就很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曾看了17个省、市检查工会法的报告，工会与行政的关系不好等现象是存在的，都普遍提到了这些问题。对此，是否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都是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呢？是不能这样说的。”“这种矛盾还会是长期存在的，不仅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会多少存在，只有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彻底消灭。这种矛盾实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