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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还为中共打气：“已经看得见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打击之下，高精尖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要更加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对中国革命的全国高涨。”
《决议》在谈到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时强调指出：“苏维埃运动向党提出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即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组织好这个政府的工作。”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精力组建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在一切运动中……强调提出下列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如果他们违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径直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把他们的租界收回；中国要成为统一的、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权，支持苏维埃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中国”……共产国际还是坚持强调右倾乃是主要危险。它说：“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因为右倾对于顺利执行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来说，是一个主要危险。”
《决议》要求中共中央“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决议》在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时，要求“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的政治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去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
共产国际这个指示，同李立三在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八十四号完全一致。李立三在通告中命令各省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组织同一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建立赤色先锋队，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组织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积极发展区域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城市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等等。
不仅如此，当共产国际得知红军占领长沙城后，很快在8月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拥护中国苏维埃”的社论，对此胜利大加赞扬。共产国际提出：“拥护中国苏维埃，拥护中国的革命，于是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乃是一切革命的工人组织，特别是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在每个工厂里面，每个作坊内，每个通商大埠都应该组织‘不许侵犯中国协会’，工人应该反对运兵运军火到中国去。应该在军队中，首先是要在那些被帝国主义政府派驻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军队中，进行有力的革命工作。应该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撤退在中国的海陆军。”
社论赞扬说：“在远方的中国土地上正在进行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斗争。国际的无产阶级应该血肉相关地执行巴黎公社对农民所提出的口号：你们的事情便是我们的事情！国际无产阶级应该与殖民地的革命，在革命的肉搏中坚固地团结起来。”
《真理报》社论号召“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完全与向忠发在8月5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的请求共产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相一致。
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组织的攻打大城市的行动以极大的鼓励，而并不是在加以阻止。
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这说明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于8月又连续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还是强调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对右倾。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一开头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还是充分肯定的。提纲指出：“国内经济及一般的政治危机的日益加紧，新的革命高潮，苏维埃区域之迅速地扩大与游击活动的发展……罢工，乃至斗争的高潮及其顶点的水平线之提高——这些便是中国目前状况的特征……准备总罢工问题也迫切起来了。”肯定中国“共产党与赤色工会，近来在罢工斗争中是有大的成绩的”。它甚至批评说：“可是直到现在，党与工会组织比较群众斗争的准备性还是落后的，在许多罢工斗争中，甚至于最近的时候，我们的同志还等待斗争的工作。”再一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与机会主义、尾巴主义的一切表现作坚决的斗争，与那些在转到高度斗争之下，所发现出来的一切消极性或形式主义及机械式地来指挥群众组织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党的中央，因此不能不在罢工的过程中，实行坚决地干涉与改正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关系与罢工的领导的不坚定性”。总之，一句话，还是坚持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右倾。
这实际上是在给已经“左”倾的李立三鼓劲加油。
之九、共产国际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
1990年5月24日，我们党的著名“秀才”胡乔木在一次谈话中曾指出：
“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共产国际认为当时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李立三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超过了共产国际，要立即夺取政权。李立三认为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并要求苏联红军出兵，开到中国来帮助中共。后来会议材料转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看了后很惊讶，很不满，说这是立三路线，是错误的。”
可以想见，胡乔木是在充分研究了许多历史档案材料后说这番话的。而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
本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6。11决议案》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日益“左”倾的政策是持欣赏态度的，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是与他们的多次指示，来信精神相符的。可是，《6。11决议案》后，中共“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新境地，超出了共产国际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在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各次会议的记录（向忠发、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后，发现李立三竟然没有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公然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说什么“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等占领武汉以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甚至提出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尤其是他竟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主张把苏联拖向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境地（因为当时日本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吞并中国东北，若苏联境内华工在苏联支持下进入东北，势必使日本借口维护在东北权益而侵占东北，从而引起日苏间爆发战争），这不能不使斯大林“龙颜”大怒。李立三这一严重的对抗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所以，当斯大林看了中共的会议纪录和远东局的报告后，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不顾中共中央9月8日关于李立三暂不来共产国际的电报请求，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坚持要李立三速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
鉴于共产国际再次电催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虽然还不知道有《十月来信》，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不得不遵命派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
共产国际紧紧咬住李立三不松口，李立三可倒了大霉，他必须亲自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而此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正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不会回还，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底，李立三洒泪告别妻子女儿，匆匆奔赴苏联。他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孩子送给了一位老工人，而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了 ……
四、向忠发并非真傀儡
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在米夫为全会拟定的改造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被拿掉了，惟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宝座。
当时，李立三在中央的职务是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总书记是向忠发，而李立三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通过的，难道有了错误对身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总负责人向忠发来说就没有责任吗？
之一、向忠发并非傀儡
1925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授意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当上了中共中央第四任总书记职务，是中共中央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也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
正因为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长时间以来，把在向忠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