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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李立三领导的广东省委，不得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重新评价广州暴动的意义，同时总结暴动失败存在的问题。
1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指出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错误；同时介绍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主要精神，并指出广州暴动主观上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广东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
同日，中共中央还致信李立三，令其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解决关于广州起义决议案问题的分歧，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李立三的省委书记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就《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发出第35号通告。将中央1月18日、25日致广东省委信的精神通告全党，指出应“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2月3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决定：贺昌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派罗登贤任省委书记，万前任宣传，永炽任组织，陈郁任工委。登贤抵港接任后，贺昌即来中央。
邓中夏根据中央的决定约于2月7日或8日到达香港。
2月9日，邓中夏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邓中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对省委意见的答复。李立三、吴毅、黄钊、叶耀球、恽代英、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铭、罗登贤、炳辉、李源、王强亚、黄谦、海筹等人出席。在瞿秋白中央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尽管拥护中央决议，但仍坚持省委原来的意见。但李立三在发言中不得不对省委与中央意见的分歧，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对省委决议我是负最大责任的一个。”他还说：“我以为广州暴动问题，再不必耽搁很久的时间讨论，因为目前广东革命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用很多时间花在这里讨论。加紧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州暴动能使同志明了根本意义便满足了。”
会后，李立三约于2月10日动身赴沪，于2月15日或16日抵达上海。
五、从上海再回广东
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李立三离开香港后的2月20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4人被捕。中央获悉此消息后又作出决定，让李立三仍回广东任省委书记，补陈郁、黄焯、黄钊，连同张善铭、沈青组织新的常委，继续执行一切工作。并要求于27日将一切情形向中央作汇报。
24日，李立三由上海赶回香港，不得不又一次去做善后工作，“一切均需从头做起”，重建广东省委。他一方面多方设法把邓中夏等三人（黄谦除外）营救出来，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新组成的省委常委会是：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陈郁、黄焯、黄钊。
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补充》，并以《中央通告》第35号文件发出，批评广东省委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激愤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了。《通告》重申了中央1月3日决议的基本看法和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同时也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在六个方面对中央决议中不尽符合事实的部分作了补充。
至此，李立三与中央的分歧得到解决，在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部署在全省举行暴动。
27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新的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省委即须执行的具体工作》决议案。除了对党的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兵士、军委等工作进行整顿外，对广州、西江、南路、北江、东江、潮海、琼崖等地区的工作都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各项工作“略有头绪”之后，李立三比中央的要求（要求27日）晚了两天，于29日向党中央写了《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的报告，把他从中央回香港的工作作了汇报。
紧接着，省委决定恢复南路特委，组织潮梅特委。3月1日，省委致函北江特委，指示北江特委应该马上计划一个广大的士兵暴动，提出了30多项具体措施。
3月4日，省委制定《罗定暴动工作大纲》，决定成立西江上游特委。
12日，省委派杨石魂赴惠州，组织发动当地农民和士兵举行暴动。
同日，省委以《加强主观的力量》为题，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了桂系军阀四路进攻海陆丰和汕尾的情况，以及潮梅特委自汕头机关破坏后，负责同志叶浩秀、陈国盛均已牺牲；仁化暴动仍困守在按冈乡；英德潭洞、曲江西水两地暴动失败；信宜曾暴动一次，现仍困守在一个山区里面。
鉴于上述局面，省委指示东委采取“追击暴动”的策略来开展斗争，并且决定南路在茂名、化县、信宜，廉江等地短期内部署一次暴动，同时注意潮梅、北海等处的工人运动。
16日，省委又派李海筹去惠州指挥发动士兵暴动。
李立三当时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认真贯彻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形势的乐观估计：“全省都能创造暴动的局面。”可是，形势的发展恰恰相反。李立三四处碰壁。省委常委黄焯等人被捕，特别是17日、18日，在桂系军阀的强大进攻下，海陆丰失守，大批海陆丰的同志逃难抵达香港，省委当时仅存经费800余元，要救济这批来港同志都发生了困难。
不得已，李立三于18日致信瞿秋白，并代表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虽然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但是也如实地反映了各地不断传来的暴动失败和干部被捕的消息，以及革命队伍的“非常恐慌的退缩”的情绪。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央速寄大批款项，否则已无法支持；一方面不仅拒绝中央要调走工人干部的要求，反而提出“假如现在能得到20个明了党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的工人同志去到各县巡视，艰苦地到下层工作，至多三个月便可布置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这是值得中央严重注意的一件事。”李立三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编辑。”
尽管如此，李立三继续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一方面看到了客观形势的困难和“左”倾政策的行不通，一方面又怕犯“右倾”错误，力图按照中央的调子来说明形势和制造“高潮”。
20日，省委又致信琼崖特委，指出琼崖目前仍是暴动的局面，要求继续组织全琼暴动，指示琼崖特委今后暴动的战术应该是：一开始即前赴后继的冲锋，四面包围，使敌人惊慌崩溃。同时，应有广大的宣传鼓动以瓦解敌军心，不只计敌我枪支多少，子弹是否充足，以及正面作战，远地射击等。
接着，广宁县委机关被敌围攻，终因枪弹缺乏坚持三天后不得不退出。
敌第5军向潮、普、惠进攻，占领惠来县城，潮阳、普宁的红军受挫。
4月13日，在中央代表参加指导下，李立三支持召开了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等，会议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形势，仍认为广东的革命处于高潮，党的策略是加紧扩大各地的暴动，以实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计划。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选出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李源、张善铭、周松腾、恽代英、周颂年、吴毅、沈青
委员： 37人
候补委员： 9人
此时，批评和纠正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议（即2月会议）的决定发来中国。这就是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首先肯定了广州暴动的积极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对广州起义给以充分肯定以后紧接着就指出了它的错误：“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共青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
共产国际在指出广州起义存在的错误以后，再次重申，“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被认为是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会后不久，李立三收到了党中央于4月3日下达的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必须竭尽全力纠正党内盲动主义，从而结束了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李立三也从执行“左”倾政策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动的部署，大力抓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在《广东省委通讯》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加强了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宣传，还同恽代英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使广东的工作逐步脱离了“左”倾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4个多月时间中，李立三两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到广东去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在开展工作并不顺利、坎坎坷坷的情况下，还是打开一些工作局面，其最后结果是：“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同年6月，党的‘六大’统计，广东全省党员人数达5300多人，建立县、市委69个；同年8月，党员人数增至64229人。”
2。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
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
客观上形成的向忠发当总书记、
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局面；
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一、六大召开的台前幕后
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逐渐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并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为标志，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并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积累了新的经验。
为了总结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