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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的愿望已非常明显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30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第一部分《民元约法》之诞生
上一节已说过，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1911年12月3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孙公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决定组建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之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1月28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皖、赣、晋、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17省参议员38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
这一着明显地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现在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逮，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其结果实非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第一部分老办法的养敌自重（1）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敌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1901年（是年，袁42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起，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派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吴才招致杀身之祸，而终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狡猾的袁世凯，当然更知道他自己的分量。所以他就要养敌、逼宫以取高位了。谨条列袁氏政治行为的大事如下，以见其关键所在。
袁氏养敌抓权取位始末时间表
1908年：袁49岁，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几遭不测。
1911年：袁52岁，应诏回京，东山再起。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0月14日，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氏称疾不就。
·10月18日，诏促袁就道。
·10月20日，袁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10月25日，袁奏派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
·10月27日，诏授袁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拨内帑百万两济武汉军事；清军击败民军于汉口。
·10月29日，袁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10月30日，袁自彰德南下。
·11月1日，诏授袁内阁总理大臣；袁辞，诏优勉。
·11月4日，诏准袁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被刺，袁军无后顾之忧。
·11月8日，黎元洪复袁书，劝其附义，并允推为总统。
·11月13日，袁抵北京，诏令近畿各军，悉受节制。
·11月15日，袁授意刚出狱之汪兆铭与杨度等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11月16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亲拨长途电话止之。
·11月29日，袁电武昌答应停战；汪兆铭承袁父子之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联合，清帝退位，举袁为总统，武昌军政府表示同意。
·12月1日，武汉停战。
·12月2日，江浙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电内阁乞援，袁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议决，袁如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5日，摄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12月7日，袁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民军议和，暗示赞成共和。
·12月9日，袁令全国停战15日，后延长；黄兴回复汪电：袁如反正，举为总统。
·12月15日，各省代表于南京议选总统未果，虚位以待袁倒戈。
·12月18日，袁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晤于上海。
·12月20日，袁内调冯国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军统领；唐绍仪承袁意旨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12月21日，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