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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有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并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们，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达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以致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0）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订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全部可以作多重理解，譬如，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和硕贝勒差不多变成了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即部长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启心郎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1）
皇太极先后五次率领或者派遣大军，绕道进入关内烧杀抢掠，给至少数百万生灵带来深重痛苦。皇太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明朝皇帝和政府来负。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毫无道理。在近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祈愿，在这块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土地上，这种同类相残能够成为过去时。
公元1643年，是为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时，即夜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死前有两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贡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清世祖实录》卷二）。
皇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凡十七年。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到了“国本”，但这二位——过去的努尔哈赤和现在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皇太极享年五十二岁。他死后八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一年，多尔衮迎接他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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