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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公元1616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名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定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但是平心而论，生活在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应该为此向这位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女真部落酋长致敬，并心存感激。
如今，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我们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人士时，这些招术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的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长期以来，从未受过人文主义训练的汉人，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能够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中文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日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不以平等之心待人，还想不受到报应，恐怕就应该被看成是没有天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这种痛恨的感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对辽东汉人采取的基本国策，或者说，努尔哈赤的核心治国理念——“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应该是这种感情的具体体现。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翻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用今天的概念，这种情形可以被表述为，努尔哈赤从一个争取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战士，变成了犯有反人类罪的甲级战犯。
努尔哈赤速写（6）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日，努尔哈赤这种毫无疑问的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诛戮——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称得上是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他们的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300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1500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7500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公元1615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应军事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成为类似今天职业经理人的国务管理者，而非所有者。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努尔哈赤速写（7）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战场上的收获。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生长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大体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毋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现在的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地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因为，和我们闹过的笑话比较，这实在不算什么。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们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中文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的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勇士，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