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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柴堆上添加木柴，大火燃烧起来后，这位人类科学的殉道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愚昧。”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在一个缺少理性、宽容和智慧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中，那些民族优秀的儿女如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们，似乎只能有这样的命运。
就这样，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重创努尔哈赤起，到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止，在皇太极与袁崇焕长达四年多的博弈中，如今，终于分出了成败胜负。
平心而论，不管是行险还是行诈，皇太极胜得超越、豪迈、大气；而袁崇焕，其杰出的胆略与才华也确是不同凡响，他的失败，实际是败在了皇太极、崇祯皇帝、他的同事和人民、再加上帝国制度与政治文化传统联合绞杀的政治迷局之中。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9）
袁崇焕的死和大明帝国的死一样，其内在逻辑无可回避。不同之处在于，袁崇焕的死令人扼腕叹息，而大明帝国的死，毫无值得惋惜之处，这个烂透了的政权早就该死了。对于这个王朝死去需要叹息的地方，仅仅在于其死去的过程拖得太长、民族与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而已。而这，可能恰好是大明帝国臣民所必须承受的。
袁崇焕被捕之后，大明朝军队兵败将死，帝国腹心京畿地区百孔千疮，一片糜烂。
——除袁崇焕外，被视为帝国柱石的一代名将满桂战死，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大将赵率教战死，帝国军队中中高级将领有三十多人战死、被俘、投降或失踪。
——后金汗国军队经过的地区，敌军未到便已经逃亡一空的有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城中一空而敌军并未进入的有霸州、三屯；投降数日后敌军方才姗姗而来的有玉田、迁安；军队先降而行政官员尚不知情的有遵化、永平即今天之河北卢龙；插上降旗而敌军并不理睬擦城而过的有顺义；敌军薄城后没有反应不知是想降还是想战的有房山；敌军来后降走后守的有乐亭、抚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党还醇良乡殉难。）
上述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出下列判断是有根据的：大明帝国不仅仅是在打一场完全缺少总体战略指导的战争，而且是在为以往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这个国家从此变成了一个正在解体中的国家。
史书记载说，由于组织工作过于缺乏水准，这次来京入援的地方部队中，很多将士不但领不到军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由此导致了不止一次的哗变。当时，陕西发生饥荒，盗贼蜂起。皇太极兵临京师城下后，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全部率兵进京勤王，西北一带地方空虚。致使遭遇灾荒的当地饥民暴起为寇之后，迅速蔓延。而山西巡抚率领五千精兵驰援北京时，由于调动没有章法，将士疲于奔命，且没有粮饷供应。结果，饥寒之兵抢掠民间以充军用。事发后，那位巡抚被捕，五千劲卒一哄而散。就这样，西北援军纷纷溃散。许多证据显示，那些来自上述地区的哗变军人，烧杀抢掠着踏上了回乡之路，很快汇进了当地的农民暴动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暴动农民中的勇猛战士，有的还成为了最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譬如，有记载说，李自成就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把总，他就是在此次赴京勤王途中，走到金县时哗变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这个国家烽烟四起再无宁日，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后金汗国将士，士气高昂饱满得似乎要爆炸。他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下令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说道：
“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1）
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会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公元1629年，是为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满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傻小子，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
被认为是国家干城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和同志们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到百孔千疮的全过程。速度之快令人目瞪口呆。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松锦之战就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的同事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2）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638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冬天。
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根本就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志同道合的战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可能能够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帝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兼具其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由于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