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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导致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苦痛不堪。
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作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之局。我国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毕竟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国家元首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如今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当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期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已经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做“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者流摆布的话，也真是令人气为之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的话，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5）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者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真正的第五纵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如今，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第五纵队工作人员们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到上述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大体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之外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是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
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
袁崇焕耳闻目睹了这全部过程，对此，他心中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后，当他陷入类似的境遇并再一次临危受命时，从他写给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孙承宗的遭遇曾经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与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近五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6）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南蛮子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号称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是带着两个坚定信念来到山海关的。
其一，他坚定相信孙承宗率领的所有山海关及关外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五万人。以前孙承宗申请领取的十二万人粮饷，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肥己，因此，自己有责任让他和他的亲信们把吞进去的钱粮，怎么吞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孙承宗是一位威望崇高的东林党亲近分子，魏忠贤与东林党不共戴天，孙承宗既然不为己用，就必须把他干掉。高第的此种坚定信念，来自朝廷中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势。
其二，高第坚决认定，山海关外土地辽阔，地形平坦，根本不可能长期防守，防线就应该放在山海关。
为了确认部队准确人数，以便坐实孙承宗的罪行，高第一到山海关便立即下令，关外所有大小防守据点一律撤除，所有部队、官民人等统统移入山海关内。
命令下达后，前线将士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耗费千万军费钱粮、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回来的土地，建设好的城镇与军事设施，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说不要就都不要了？国家经得住几次这样的退守？人民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颠沛流离？普天之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败家子？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乱命，不可能不受到置疑和抵制。面对怀疑、不满和抵制，高第越发认定这些官吏将佐之所以不愿执行命令，就在于他们集体贪污了空额兵饷之后，害怕撤回关内清点人数，暴露了罪行。于是，高第态度更加强硬，并且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厉命令上述战略据点统统撤离，就连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屯二城也要一并撤除。对于不听命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