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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编制和拟定这样一个建议。
因为战争是过渡时期的一件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为了制止战争，目前还没有比战争更有力的其他手段，因此就有必要尽可能最有效地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敢于挑起战争的话。因此在任何要实行的改革中不得丝毫削弱对付这种恶事的力量，只要我们还不能不用它来作为一种以毒攻毒的手段。
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纪律必须保持，同样，在凡是战争蔓延的地方，一部分旧的法律必须继续保持。
一切凡是不加入新的、没有法律的社会制度的个人，都按照旧制度的法律加以管理。
那些自愿加入新制度，但是由于对在旧社会里习惯了的欲望的不克制而对新制度有害的人，在过渡时期将由卫生委员会把他们送往战区，并置于战时法律的管制之下。
以上这些措施的作用在于，它们能把战争这件恶事有效地用作为反对战争、反对那旧日的所谓社会秩序的以毒攻毒的手段。
如果一旦我们能得到一些掌握某一个政府政权的人物，这些人愿意实现我们的原则，那末我们就可以没有流血的革命而赢得我们这一局。那时候谁对新事物新秩序感到不满，可以带着他的财神卷起铺盖走，并且可以感谢上帝，那被激怒的一代不会对他行使报复。当然，再让他们去盗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了。人们允许他们丰衣足食直到死，这已经是太宽大了。
但是我们将怎样才能得到一个这样的行政管理呢？
看来很可能要通过欧洲最近和最大的革命运动之一。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等待着那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
人一般地都喜欢变化、运动、进步；没有比一种强加于他的、永恒的、单调无味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更使他不能忍受的了；这种东西他总是力图用全力去反抗它。因此也就永远要有革命，或者是通过暴力，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者是同时通过两者而去掀起这种革命。目前，刀剑还没有完全让位于笔墨；但是会有一个刀剑让位于笔墨的时代到来。那时候一次次的革命就不会再是流血的革命了。
现在我们是站在十字路口。我们所应该去期待的那些革命是属于一种混合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一起来发动这些革命。不论是物质和精神的力量都只有通过那些激起这些力量的利益才能起作用；正因为这样，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前途抱有最大的希望：因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好处和更大的利益了。
但是，现在一切革命者都在努力认真地研究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我们才能够成功地争取人民群众来拥护这一或那一种方案？
而如果我们坚强地、勇敢地利用一切机会来为我们的原则工作，最后将会表明，未来的革命者除了我们的旗帜以外不可能成功地升起任何其他的旗帜；那时候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将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战，直到它的胜利实现为止。
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要争取永远保持对我们的原则的旺盛热情；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产生的。我们要大声地、公开地讨论、宣扬这个原则，并且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这样做，不论是粗俗的蠢汉或是盘踞在高位上的暴君都不得阻拦；那时候，这个原则的实现的时机就不会很远了。41）
有些庸俗政治家认为，人们必须首先争取一种他们称之为共和国的不平等的状态，人们必须首先进行一种政治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政府里换一批人，必须为了学识和金钱特权阶级的利益去推翻君主和贵族们。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作一次牺牲，那就最好是为了那既对于我们也对于社会最必要的东西而牺牲。我们，人民，既然反正不得不自己去动手收拾一切，那又何必要在别人手里去帮着干呢？这些人如果一旦得到了他们所想望的东西，他们就会和今天那些野兽一样，当着掠获物而对我们呲牙裂嘴的。我们是不把任何党派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的；但是谁不要全体的利益，谁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全体而去要求的，谁就不会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那些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也对现存的秩序不满；因此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还有理由不满足，就不要去帮他们满足。不满足的人数量愈大，影响愈广，一种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愈大。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次社会革命难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只有通过那种在一转瞬间人们就能为那人数最多和最穷困的阶级提供的物质利益，才能拭去那些宗教分歧的成见和那在德国各族人民间至今起着很大影响的相互敌视。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们所谋求的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一次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农民不是那么容易用空话鼓动得起来的。他可以为了一截烤香肠，如果他真需要的话，和为了他的君主和那共和国一样地牺牲。他恐怕还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哩！但是如果我对他说：“将来你应该生活得象你那上级一样好”，并且如果他看到事情也真是这样，总而言之，如果他看明白了，这是关系到他本身利益的事，那时候他就可以被争取到这个运动一边来了。
我们单凭着利益就能争取到人民大众；如果我们要等待到一切人都被宣传教育得明明白白了，就象人们一般所借口推衍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完全取消和放弃这件事：因为永远不会有一天一个民族会全部都达到同等的启明程度，尤其是当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不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斗争的时候。首先这些个人利益必须融化在普遍、一般的利益之中，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启明。只要受教育、受启发的条件（没有挂虑，生活得以维持，时间，机会）还不平等的时候，全体的一般的启明也就不会可能。
现存事物的倾复也很可能通过一个君主来进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可怀疑、但也决非不可能的事。这个君主可以不论是来自那里，来自皇家的宝座，也可以来自小民的茅舍；如果他连同他的皇冕和王笏一起把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特殊利益都一齐抛掷到垃圾堆里去，这个英勇的斗士，直到社会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前，就是一个应该受到我们欢迎的独裁者。
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覆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情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特别是我向来不惯于假装一种欺骗人的看法。但是现存的一切未来就自身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份；那旧制度本来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生存活动的。并不是我们的原则，而是那现存的事物，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我们只是要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经为一种暴力的倾复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结束这种事物的状态。现在，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的时候，目前的社会状况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图景已经无非是混乱、仇恨、革命和战争。现有的那些常备军，兵工厂，大量积储的战争物资，警察条律，法律，刑罚，大量的犯罪，挤满了囚犯的监狱，难道这一切不都是表示和证明了战争、革命和混乱吗？无论如何它们总不是证明太平。造成这一切恐怖和残酷的难道是我们吗？这些恐怖的残酷的东西在我们的原则传播之前不是久已存在了的吗？它们不是几乎永远被用来镇压任何不属于当权者的意见的吗？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竟预见不到会暴发一种暴力性的灾难，那才是奇怪呢。而如果我们，在这种灾难暴发的时候，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那就是一种在我们方面的失职了。
但是如果我们坦白地表明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毫不掩饰事情的实质，人们就能把我们说成是一种犯罪吗？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都是为了一切人，不论穷人和富人，不论友人和敌人，毫无差别地要求的吗？
如果我们强迫那些富人和有势力者也要让我们活下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的财富是靠着我们这些人的劳动得来的——，这难道算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了吗？我们根本不曾期望过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他们那种软体虫式的生活；他们尽可以在这种生活里活到老死为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剧烈地改变一种生活状况而不感觉到不幸，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幸；所以我们乐意让他们在生存期间保持那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东西。但是人们究竟可以要求他们稍微作那末一点点自我牺牲，这，说到那里总是公道的、合理的、基督教的兄弟方式吧。
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残酷的暴君，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残酷的暴君。人们常说，如果他不是从前在草窝里藏过，他就不会到草窝里去找人。这句俗话完全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
他们大半是把我们当作凶恶的屠户，一旦当权，就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把他们的孩子们投入苦难的贫困中去。
绝不是这样，你们这些先生们，看来我们不只公正，而且是过于基督教式地慈悲了，因为我们甚至于不想在你们那偏爱的生活方式上打扰你们，如果不这样那整体的和谐在未来也还有可能的话。但是你们，或无宁说，你们的政府——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对待我们却就不是那么宽大了。我们，作为胜利者，至少将会准许你们和我们有同样的享受，而今天你们的一切努力却都是用在日益削减我们的，而日益增加你们的享受上的。该是良心发现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且也在我们的地位上亲身感受一下试试，然后你们坦白地说，是不是你们也会和我们同样这样想，这样做。
我们很知道，也并不是一切都是出于你们的恶意。甚至于出自恶意的事很少；但是实际上你们在于恶事，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人们不断提醒你们一下是好的。
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否认我们的困苦是一种不幸，并且也盼望能有一个补救，只是这种补救必须从天而降。如果有人对你们说，通过你们的牺牲，你们就可以带来补救，那你们就绝大部分都不肯相信了。你们的舒适优裕的生活地位很少允许你们在我们的困苦里深入地看一眼；如果我们是在你们的环境和你们的享受中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会和你们完全一样的。环境和生活造成人。但是人民的真正的困苦，任何人不能比那亲身感受，亲身从幼年起就在困苦里滚来滚去的人那样正确地表现给你看。我自己纵然有我所经历的那一切困苦，还远没有尝到那最深刻的、沉重地压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困苦。而如果说现在从我的笔端已经流出一些苦楚，这些苦楚足以使你们的嘴唇颤抖，那末你们可以知道，在我的意见里决没有什么夸大了的仇恨；因为我已经把这